相信韩非和孟子二人已为大众所熟识，为免大家不胜其烦，故在此轻轻带过，不作详述了。

　　为三位政治哲学家稍作简介后，相信各位对这三人的思想有一认识。抱歉要各位消化这些既长且未入主题的背景数据。但这些数据却具有其必要性，好让各位能对三人的思想有基础的认知。以下篇幅，将会以这些思想为基础，阐释和研讨田中芳树的君王哲学。

　　田中芳树对于何谓「帝王」，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笔者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到，田中芳树的作品有一特色，就是喜欢「文以载道」，多次藉其作品来对帝王政治作出评论，也不断提出作为帝王的「必要条件」。

　　但田中芳树谈的君主论，并非每次都单纯像《银英传》，以一种相当「硬销」的直述方式来申述其主张。田中芳树亦透过君主、王者本身的言行，不断造出一些正反的例子∶如《亚尔斯兰战记》便是藉亚尔斯兰作为正面例子；《红尘》藉金国君主完颜亮作为一个反面例子，而《银英传》则藉新旧王朝来说明田中的「帝王」主张。除此之外，田中除了在书中各君王的行为上「演绎」他的君主论外，更藉由一些「王者之师」的角色，将一些更深入的君王治世理论述说出来，强化其主张。这种作法，就如一种「身教」和「言教」并行的「王者教育课程」，以王者的言论和行为（身教）间接地演绎田中的君王理论，也以一个「王者之师」的角色，透过其口（言教）来宣扬田中相信的治国之道。当然，田中同时亦以一种超然的全知角度，像《银英传》和《创龙传》那种直销的方式阐释其观点，但这已随著田中的笔锋日益圆融而逐渐减少，演变为刚才那种间接的方式了。

　　《亚尔斯兰战记》是一套充满浪漫英雄主义的作品，主角亚尔斯兰的成长、成就，正是田中以一个正面的方式演绎自己的君王论。亚尔斯兰的爱才、惜才、纳谏、关切人民，便是田中的君主论的具体表现。同样的，《银英传》中的莱因哈特，他重视人才、重视公平施政、反对贵族暴虐，这些也是一些「田中氏君主论」的表现。《红尘》的完颜雍亦是一样，他的俭朴、勤政爱民、仁慈的施政，也是田中的政治主张的正面演绎。

　　相对而言，同样在《红尘》中的完颜亮，便是一个反面的演绎。他的暴虐、奢侈于己、吝惜于民众社稷、好大喜功、不守信义，最后使他被士兵、人民、部下所唾弃，这就是田中藉一个反面例子，说明反王道而行的施政，只会让君王步向灭亡。同样的，《奔流》中泯灭人性、猜忌贤臣、宠信奸佞的东昏侯萧宝卷、《风翔万里》中好大喜功、不理人民和士兵死活、杀害谏君的隋炀帝，亦是一些反王道而终致灭亡的反面例子。

　　而《银英传》中代表了腐朽的高登巴姆王朝，便更加是正与反的好例子。「晴眼帝」马克西米利安．尤谢夫二世的善政，和「流血帝」奥古斯都二世的暴虐，便正是王朝昌隆与衰颓的关键，也反映出「正」与「反」王者的成败。

　　但这种「身教」形式的阐释，并不能将田中芳树的「君王论」一一演绎，为了将他的主张更完整的阐释，除了用硬销之极的旁白外，便要用下面提到的「王者之师」。

　　除了以一种类似「身教」的方式申述其君主论外，田中亦藉由一些「王者之师」的角色，将一些更深入的君王治世理论述说出来，强化其主张。但这种「王者之师」的角色并非千篇一律相同，有些是担当王者的启蒙的角色、有些是担当跟王者的理念相同的扶助角色、亦有担当跟王者的理念相左的辅助角色。这种角色有个共通点，就是千错万错，一定不是这种角色的错。「太傅永远是对的」，这就是共通点。

　　这个「王者之师」的角色，在《亚尔斯兰战记》的话应该是那尔撒斯，而《银河英雄传说》中自然非奥贝斯坦莫属。并不仅是因这两个人都是聪明人物，而是由于这两个居于幕后的人物，其实担负著培养主角的艰巨任务。笔者将这「太傅」角色归纳为三类∶一种是担当王者的启蒙的角色，如《亚尔斯兰战记》的那尔撒斯；有些是担当跟王者的理念相同的扶助角色，如《银英传》的吉尔菲艾斯；亦有如《银英传》的奥贝斯坦般，担当跟王者的理念相左的辅助角色。

　　第一种是最传统的太傅角色，以那尔撒斯为代表。那尔撒斯在《亚战》中除了担当军师外，还担当了亚尔斯兰和耶拉姆的导师。但这种太傅角色并不限于此，在《红尘》中的金兀述（宗弼）亦担当了完颜亮和完颜雍的启蒙导师，虽然二人成为天子是后来的事，但在这角度上他仍然是属于这种角色。这种角色在小说中的职责是，以一种说教的方式向皇帝进言，或是皇帝的回忆，从而成为田中的代言人。

　　第二种是担当跟王者的理念相同的扶助角色，以吉尔菲艾斯为代表。大家可能会问，吉尔菲艾斯算是「王者之师」的角色吗？笔者想强调，这「师」字并不是单指师生关系，而是取决于跟王者有没有意见的交流。在这角度看，吉尔菲艾斯不只是参谋、心腹这么简单，更是一个藉进言来灌输某种政治理念给王者的「老师」。

　　第三种则是担当跟王者的理念相左的辅助角色，以奥贝斯坦为代表。跟第二种既相似亦相反，这种王者之师是藉提出跟王者信念相左的进言，来灌输某种政治理念给王者的「老师」。意义上就等同魏徵对唐太宗、高熲对隋文帝一样。

　　但吉尔菲艾斯和奥贝斯坦，虽然没有真正的发生冲突，但实际上无论在政见上、立场上都是相违背的。而两者是否都是田中的代言人，代表了田中芳树的思考呢？这代表田中本身的政治立场的冲突吗？在这点上，笔者是这样看的。田中一直试图在政治的理想和现实上找寻平衡，以这两人正好代表了两者的冲突。在下面的篇幅将会再谈这一点。

　　还有特别的第四种。这一类其实不能说是王者之师，但他却又担当了部份的工作，虽是一个有姓名有剧情的角色，但其作为「王者之师」角色上更接近于旁白。这种角色以《银英传》的杨威利和《创龙传》的龙堂始为代表。这种角色虽然亦提出了一些作为君王的德行问题，但本身角色在故事中是代表一种反君王角色，所以就归为特别一类。

　　「王者之师」这种角色的存在意义，除了带出王者的成长外，更重大的意义是担当田中的代言人，这不论是三种中哪一种都是一样的。如果每次都像《银英传》，单纯以一种相当「硬销」的直述方式来申述主张，这不单僵化，也令故事变得沉闷。「王者之师」的角色，除了作为将故事中的君王言行作露骨的「备注」外，田中芳树亦透过将一些没法透过王者的言行来申述的，更深入的君王治世理论述说出来，强化其主张。而旁白和刚才提到的第四类，则作为一种润饰，以另一角度阐释主张。

• 是角色，也是代言人

　　前面已提到，「王者之师」这种角色的存在意义，除了带出王者的成长外，更重大的意义是担当田中的代言人。而王者这角色本身，亦是田中氏君王论的「代行人」。

　　这些角色，既作为故事的角色而存在，亦是作为田中的代言人而存在。这代言人不一定是单方面的，也可以多方面的。代言人和代言人之间可以是互补互济，亦可以是针锋相对。这不代表田中的言论、思考是矛盾的，反而这更突显了田中芳树从不同方向去思考同一问题，然后透过这些代言人之间的冲突，带出不同的思考之间的冲突。莱因哈特和杨在《银英传》中对帝政和共和的冲突、吉尔菲艾斯跟奥贝斯坦在政见上的分歧、在《红尘》中，完颜亮和完颜雍这对堂兄弟在政见和性格上的冲突，凡此种种冲突和分歧，既在故事上达到推进的效果，亦可以作为一种让读者跟随作者笔迹，跟随作者思路去思考的效果。但与其说这是「启迪思考」，倒不如说是「田中氏君王论」的阐释。这是因为田中并没有完全开放思考的空间让读者在故事完结后自行思考，而是露骨地将自己的结论在故事中铺陈出来。当然，不同的人在看完后也不见得完全接受田中那一套，但这种将结论完整阐述的手法，却的确有硬销的效率。所以，与其说这是启迪思考，倒不如说是田中政治思考的硬销。

　　「王之为王的资格就是做一个好国王。这是唯一的条件。」

　　这是《亚尔斯兰战记》中那尔撒斯的名言。但何谓好国王？田中又怎样评定？

　　田中对于何谓帝王，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田中便多次藉其作品来对帝王政治作出评论，也不断提出作为帝王的「必要条件」。如《亚尔斯兰战记》便是藉一个正面例子（亚尔斯兰），《红尘》藉一个反面例子（金国君主完颜亮），而《银英传》则藉新旧王朝来说明田中的「帝王」主张。一直以来，田中对于善政都赞誉有嘉，反之，对恶行暴政都是痛恨，而且苛刻的予以严厉的谴责、讥刺。在这种极端相对的方法表现下，使田中芳树的「君主论」在一种「正」或「反」，「什么是可」或「什么不可」的形式下辩证、建立出来。

　　在下面的篇幅，笔者将会以个别论点的方式来编排，为各位解说田中芳树对帝王政治作出的评论，对于何谓「帝王」及作为帝王的「必要条件」。

• 不能令人民捱饿，也不能残虐人民

　　「让人民挨饿的国王没有当王者的资格。」这也是《亚战》中那尔撒斯的名言。

　　再怎么说，宝剑都只是一个象徵，王权只有在推行王者的善政和民众的支持下才能成立。这个可以说是「田中芳树君主论」中最基本的条件，甚至可说是核心的思想。其他的条件都只是附庸，甚至可以极端点说，其他的条件都只是为了达成这目的而存在。这条件可说是最基本的，因为这是保障了人民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只要你能给人民温饱，即使你不算是好皇帝，也必不是坏皇帝。这条件的重点在∶保障基本的生存权不被外来侵犯（不令人民捱饿）；和不主动侵犯人民的基本生存权（不能残虐人民）。就像《银英传》中卡介伦所言∶「善政的基本就是不让人民捱饿，因为一旦饿死了人，尽管你有多少政治的自由都是枉然的」。这样的论调就跟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吃饭就是人权」的说法非常接近。一言以敝之，即是保护人民最基本的温饱权。

　　这种思想首见于《银英传》中，高登巴姆皇朝的结束和罗严克拉姆皇朝的崛起，便正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同盟军在亚姆力札会战的大败，其中一个原因正是无法给新领土的人民温饱。众所周知，亚姆力札会战是以俄罗斯对抗拿破仑入侵的焦土战略为蓝本的，而这种战略就是极端地体现「只有给人民温饱才有统治权利」的思维。同样地，大贵族对人民的暴虐，亦是促使旧帝国灭亡的原因。「威斯塔朗特事件」中布朗胥伯克对领地人民的施暴，与及利普休达特战役最后的平民士兵叛乱，便是田中氏君王论中「暴政招来灭亡」的具体例子。关于这点，会在下面的篇幅再提。

　　相对而言，《亚战》中的亚尔斯兰、《银英传》中的莱因哈特、《奔流》中的萧衍、《红尘》中的完颜雍，这些都是田中氏君主论的德政例子。所谓王道，就是要保护人民。即使你没有王家血统，即使你只是一个篡位者，只要你施行德政，你就是好国王、好皇帝。就如《亚战》中的奇夫所说∶「如果，一国果真非立王不可，再怎么说，仁君总比昏君来得妥当」。而担当王者之师角色的那尔撒斯更直接点出∶「正统也好，异端也罢。即使没有帕尔斯王家血统，施行善政，为民爱戴，也可以成为很好的国王，除此之外，谁说还需什么样的资格？」

　　田中氏君主论的基本，在于给人民生存权利。所谓「保障生存权」，也只是让君主「不是坏皇帝」，但总的来说，田中对能为人民带来温饱的皇帝还算宽裕。《红尘》中，田中借主角韩子温的口，评价宋高宗还不算是什么暴君。宋高宗虽猜忌臣下，登基的理由也薄弱，为了保著帝位甚至装作看不到父兄的凄苦，将功臣诛杀来换取和平。但虽说如此，但他的和平政策却确实为南宋带来偏安江左，水田丰沛，再无饥饿之人，港口充斥商船的繁荣景象。因此在田中笔下，虽然对他杀害岳飞、害宗泽忧愤病死、在国家蒙难时逃到海上避难，这些种种行为予以讥刺和抨击，但倒对他维护南宋繁华的政绩予以肯定，还为他留了点颜面而没有太狠辣的讥刺。

　　所谓「君主的德政」也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再举《亚战》中的例子，解放奴隶，对奴隶而言是德政，但对奴隶领主而言就是让他们破产的恶政。所谓的改革并不是让所有的人都获得幸福，在以前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人可能会因为改革而蒙受损失。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把重心放在哪一边，而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变得更好。王者是很辛苦的角色。他会获得什么样的评价不是取决于他想做什么，而是于他做了什么。人们不是根据他有什么样的理想，而是根据他为现实世界带来了些什么来判定他到底是明君还是暴君，是善王还是恶王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会有为了一己的理想而将人民当成牺牲品的国王出现了。只因为自己认定是一件好事便不计后果，以致造成了许多的牺牲者也不在乎，这样一来，民众就将陷于水深火热当中了。

• 勤政爱民

　　所谓勤政，也是相对的。但总的来说，勤政的国王大都会为社稷带来正面的影响。正如前段所说，人民是根据国王为现实世界带来了些什么，来判定他到底是明君还是暴君的。在《红尘》中有好几位皇帝，而田中也对这些皇帝作出了品评。就像完颜雍，他的勤政就为他带来了「小尧舜」的美誉。他诚实而正派，身为公职人员，他绝对把义务当做优先，他的事情记载于《金史．世宗本纪》之中，有的只是对他英明、仁慈和俭约精神的赞誉，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可以被闲话的人。尧、舜都是古代传说中的贤明君主，用他们来比喻雍，就已经是把雍形容为圣人了！就如《红尘》中宗弼（金兀术）的品评∶和天才的锐气比较起来，凡人的诚实更能够拯救这世上的百姓。

　　相较起来，其馀的皇帝便疏懒得多。辽的亡国君天祚帝，他负有亡国的责任。爱好女色和游猎的他对国政毫不关心，在危机之际依然无为无策，最后终被崛起的金国所灭。而宋的徽宗在位时，除了享乐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他成了金人的虏囚，才有了一点身为皇帝的自觉。关于这点，下面的「反面」篇幅会再提到。

　　正如开首所说，田中氏君主论的基本，在于给人民生存权利。历史上也有很多皇帝、国王并不勤政，但基于国势、社稷人才等方面有好的根基，即使皇帝并不勤政，但国家依然昌隆。就如北宋的徽宗和钦宗，其所处的时代便为中国历史上最富庶的时代之一。但结果如何呢？徽钦二帝最后还是成为金人的虏囚，客死异乡。因此，所谓「保障生存权」，也只是让君主「不是坏皇帝」。相对而言，促成国家由贫转富的君王都是勤政的，在田中氏的君王论中，「勤政」便是由「不是坏皇帝」升格为「好皇帝」的其一条件。

　　《创龙传》第十二期〈龙王风云录〉中的宋太宗，便是一位勤政的皇帝，而他亦是促成了北宋富甲天下的名君。《银英传》中的莱因哈特，废寝忘食，将旧体制的陋习扫除，也使他能在一瞬间便将帝国的经济飞跃提升，以能支持他南征北讨。而《奔流》中的梁武帝萧衍，虽晚年昏庸而招致亡国，但其开国时代的勤政，也维持了「五十年江南无事」的和平和繁荣，建立六朝文化最盛期的功绩也是不可否定的。由是观之，「勤政爱民」是作为「好皇帝」的其一条件。

• 纳谏

　　所谓纳谏，也就是君王的器度的多寡。同样地，所谓纳谏也是相对的。正如历史鉴定国王是好是坏，是基于他施政的结果，同样的，谏言最后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和影响，是决定君王是「虚心纳谏」还是「听信谗言」的真正标准。由是观之，所谓「纳谏」的真面目，除君王本身能否有接受意见的雅量，还包括了王者本身有否判定谏言的对错的判断力。故田中氏君王论的「纳谏」主要看三方面∶一、君王听不听谏言；二、君王听了后实行与否；三、君王本身有否鉴定谏言对错的能力。

　　《红尘》中的完颜亮和完颜雍，便正是纳谏与否所招来的不同结果。田中芳树在《红尘》中将这两表兄弟的不同，作为其君王论的正反例证，而其中被突出的一点便是对纳谏的见解。完颜亮将纳谏视为软弱，意见的讨论是费时的舌战，他认为不是以死为觉悟而发的言论，就只有害国。相对而言，完颜雍很清楚知道要听别人的忠告。从雍的角度来看，「因反对而被杀，最后就会没有意见了！」与其如此封住廷臣的意见，倒不如让他们大声议论来得好些。如此这般强烈的自制和自律心，以一个公职人来说是雍的优点。而这种对比，最后在结局形成成就的对比∶完颜亮在最后关头已没有人再对他劝谏，使他在歧路上愈走愈深，最后众叛亲离，死于非命；而相反的完颜雍，却因懂得虚心纳谏而得到良臣之辅，不单重建了上两代暴君留下的社稷，更使国富民强起来，在金国历史上留下「小尧舜」的美誉。这种结局呼应了纳谏的第一标准（君王听不听谏言），也可算是田中氏君王论的特色演绎∶「明君得兴，暴君招亡」。

　　《银英传》的皇帝莱因哈特算是纳谏吗？可能大家都会认为是，但却不然。莱因哈特只听他想听的，所谓纳谏，也仅限于他同意的。凡超出他的矜持的谏言，他都看不进眼、听不进耳。因此，他会忽视奥贝斯坦的进言，为了在战场上以舰队打败杨威利而不惜代价，劳民伤财大动干戈；他会为了找向同盟入侵的大义理由而无视希尔德的警告，牺牲摩顿中将，让旧贵族掳走幼帝。他已不止一次反驳了部下的谏言，不管是出兵还是亲征与否，莱因哈特都只以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考量。因此，莱因哈特的所谓纳谏，也只限于他本身就同意的论调，否则的话就予以忽视。由此可见，莱因哈特在田中氏的君王论中，虽然符合第一点标准，但却过不了第二关（君王听了后实行与否），故莱因哈特并不算是一个真能纳谏的皇帝。

　　相对而言，《亚战》的主角亚尔斯兰，便是田中氏君王论中的模范生。他了解听取建言的重要，但也不是那种没有主见的主君。他没有听信卡歇城主荷迪尔的诽谤，遗弃跟他一同作战的随从，也没有误信基兰总督的谎言。他并不单纯将那尔撒斯和达龙等人的进言囫囵吞枣，他透过自己的思考，常常作出综合众人建言的结论。他不像莱因哈特般完全率性而为，他会听从建言，从前线退下避免臣下担心，也不会只因解放邻国奴隶的理念便大事远征。在决定国策时，既非毫无主见，也非独断独行，总会参考臣下意见。由此可见，亚尔斯兰在「纳谏」一点上，完全符合了田中氏君王论的三大标准，远比莱因哈特更为田中氏君王论中的典范。

• 惜才

　　「国王自己一个人是无以成为国王的。因为有部下才有国王的存在啊！」这是《亚尔斯兰战记》中，辛德拉老国王卡里卡拉二世在病床旁对儿子的教诲。只有懂得这道理，才能了解能臣对国家及国王的重要，进而了解惜才的重要。

　　所谓惜才，除懂得任用贤能外，亦包括了善待臣下。《奔流》中的萧宝卷，正是不懂能臣、重臣的重要性，最后便招致国破家亡的命运。《风翔万里》中的隋炀帝，本身对英雄好汉都是钦佩的，当他看到勇将时，他会爱惜其将才而奖赏；看到勇将战死时，也会呜呼哀哉的惋叹。因此即使他胡作非为，仍然得到不少将领的忠诚。只是，他喜怒无常和缺乏纳谏雅量的性格，却又使他的优点被抵销了。大隋的开国君和亡国君，也因为猜忌臣下而留下恶名，国祚也随此而大大缩短了。

　　君王往往因过度对武勇和智略有自信，对部下的才能和功绩产生嫉妒。最后就因疑心、恐惧而杀了部下。难道说，国王就不能对武勇和智略有自信吗？不然。臣下就像马。庸臣是庸马，能臣就是良驹。而国王就是骑手。骑名马的骑手至少得要有和名马差不多的速度吧？有云∶良禽择木而栖，好的君王才能吸引到贤臣。「大船要自由活动是需要宽广的海洋的。」这也是那尔撒斯的举例。大船无法在浅滩小溪上航行，同样的，能臣也只在名君下才能发挥，名君就是能让大船自由活动的宽阔海洋。因此，不单是帕尔斯的将领心悦诚服，就连外国如辛德拉人、特兰人也心甘情愿追随亚尔斯兰王，可见君王并非一定要靠自身的武勇和智略来治世的。「被臣子抛弃的国王是很可悲的，如同被朋友唾弃的自由民一般，也许更甚于此。」亚尔斯兰言。因此，他可说是最重视臣下的一个田中笔下君王。

　　莱因哈特也算得上是一位惜才的皇帝，而这在吉尔菲艾斯身故后尤甚。为了弥补吉尔菲艾斯死后的巨大人才空隙，莱因哈特出现一种「搜集人才」的收藏癖，常去强求将全宇宙的人才收归旗下，以弥补在心灵和人才上的失落感。最明显的就是常常希望将杨威利这个全宇宙惟一能击败自己的智将收为部下，甚至对会否做成与部下间的隙嫌也可以忽视。再来就是对比克古的招降、对休马哈宁愿逃亡到费沙而不加入其旗下而惋惜、两度邀请修特莱的加盟。而他对死去的部将均惋惜不已，虽然有人批评在吉尔菲艾斯死后，莱因哈特对尔后的将领牺牲的惋惜都只是浅淡的，但这仍比视人命如草芥的旧贵族好得多了。只是，令莱因哈特蒙上污点的是，他牺牲了摩顿中将来制造进攻同盟的藉口，即使他对此有点耿耿于怀，但仍然改变不了牺牲部将以达目的的事实。就这一点，莱因哈特已不能拿满分。

• 有慧眼、知人善用

　　上段曾提过，臣下就像马。庸臣是庸马，能臣就是良驹。君王除了要做个好骑手外，也要像伯乐，要有能找出千里马的慧眼。马有些跑得快，有些跑得远，君王也要有看出臣下长处的眼光，进而知人善用，将有能之士放在合适的地方，以发挥最大的效用，为社稷带来最大的好处。

　　《奔流》的萧衍正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南北朝时期，萧衍就如许多贵族般，家中收养许多小童，以期在其中培育出将来有能的幕僚。陈庆之出身低微，自小就跟著萧衍。在一次偶然之下，陈庆之跟萧衍下了几局棋。萧衍从棋局中看出了陈庆之具有能够看穿惟一胜机的才能，于是便介绍适当的导师，让他自由出入书库，因材施教，最后培育出「具有将略，战可攻、攻可取，盖可称仅次于颇、牧、卫、霍而已」的稀世用兵家。这可说是慧眼、知人善用的典范。

　　《风翔万里》的隋炀帝，虽然没有那种从草莽发掘人才的好眼力，但最低限度，当他发现良才时都不会怠慢，会立即招为己用。在第一次征隋大战中拔擢沈光、赦免张须陀私开官仓之罪并予以重用，这些都是好例子。可惜，他始终有用人惟亲的倾向，加上他喜怒无常和缺乏纳谏雅量的性格，最后招来被重臣宇文化及弑杀的结局，这也令人惋叹。

　　知人善用，用人不疑。用人之道，似易实难，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舍短取长，然后为美。知人难，用人更难。所以，懂得「用人」实比懂得「知人」更难得。再回到我常称之为「典范」的君王──解放王亚尔斯兰。在知人和用人上，亚尔斯兰亦算得上是难得。在「知人」上，他比父王更懂得达龙和那尔撒斯的才能，而麾下的十六翼将，有很多也出身于民间，比之以往单纯依赖将门代代继承，部下的能力都更高。在「用人」上，先撇除宫廷画家的任命（笑），亚尔斯兰依据了各人的长处和个性而量才而用，如任命古拉杰担当海军司令、生性不能待在宫廷的奇夫担任巡检使、诚实谨慎的鲁项为宰相，这都属成功的任命例子。也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那尔撒斯的功劳，但作为国王如果不同意的话，这些任命又如何成立？即使那真的只是那尔撒斯的功劳，但「赋予那尔撒斯任命权」本身，不也是一个成功的任命吗？因此亚尔斯兰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才能是可以肯定的。

　　至于莱因哈特，在知人和用人上也确实具有很高的评价。将吉尔菲艾斯收为部下，固然是最成功的，但这始终包含私情在内，不能作准。真正最成功的，其实是将双璧和奥贝斯坦收为部下。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三人都是毛遂自荐，但如果看不出他们的才能，即使再缺人材，莱因哈特也不可能收为部下的。而在莱因哈特升为元帅后设立的元帅府，收归的人才更是一时无两，宛如唐太宗的天策府一样。更重要的是，田中强调了这些部下的出身，都是平民或低级贵族，并非以前单纯的任用世袭贵族，由此更突显出莱因哈特知人的能力。

　　但在用人上，莱因哈特的任免却常因私情和疏忽而做成偏差。在能力上，莱因哈特对吉尔菲艾斯的任用的确没有错误，但明显带有很大的任用「心腹」的色彩。尤其在允许吉尔菲艾斯拥有其他部下所没有的特权，更的确是私情的结果。而错误任用连列肯普为帝国高等事务官、接受宋巴尔特的自荐，委以诸神之黄昏作战的补给指挥，最后招致补给舰队全灭、任用朗谷，使鲁宾斯基的离间计得逞，造成罗严培尔叛变，这些都是错误用人的例子。而在人事配对上，莱因哈特亦作出过错误判决，例如让奥贝斯坦与毕典菲尔特搭配到海尼森，便是一次极差的人事配搭，差点为帝国军带来不能弥补的伤害。虽然如此，但总的来说，莱因哈特的人事任命亦常有成功之处，尤其在奥贝斯坦、希尔德、席尔瓦贝尔西等人的任命上更是出色。由是观之，在「用人」上这一点上，莱因哈特不算完美，但成绩仍能算是优秀的。

• 有容人之量

　　在某程度上，这跟另一论点「纳谏」有一点重叠。因此我在这里会跳过这一点，而专注谈一谈君主雅量的问题。「容人之量」、「雅量」、「胸襟」，通通都是在说同一个问题。君王的胸襟雅量，对象并不只是部下、百姓，其实可推至敌人之上。一个普通人的胸襟，那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即使他胸襟再窄，其影响始终有限。但君王却完全不同。他一句说话，便可兴兵远征；一句说话，便可加赋增税。因此，在田中氏君王论中，君王个人的胸襟，重要性绝对不低。

　　再以「君王典范」亚尔斯兰作例子。亚尔斯兰的胸襟，完全是超现实的。他那种以德报怨的精神，就如儒家哲学般宅心仁厚。在战场上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所以在战场上死掉的敌将便先撇开。但即使是如何可恶的对手，在被俘虏后，从没有一个是被杀死的。在基兰港多番作恶的夏加德、鲁西达尼亚的国王伊诺肯迪斯、鲁西达尼亚王弟吉斯卡尔、矢志复仇的席尔梅斯，这些人物对帕尔斯、对亚尔斯兰而言，都算得上是仇人或危险人物。但亚尔斯兰通通以德报怨，予以生路，并不赶尽杀绝。这种胸襟，也许被评为妇人之仁，但那种不恃强凌弱，赶尽杀绝的胸襟，作为国王，实在是百姓和社稷之福。

　　莱因哈特倒算是矛盾的人物。如果与连列肯普比较，他的胸襟确实是大得多，这是连杨威利都承认的。但他却始终对杨、杨舰队有种执著，因此到了最后，仍然渴望跟杨在战场上一决雌雄。他的胸襟完全是因人而异的。对著些跟他个人矜持相违背的人，如帝国旧贵族、同盟的腐朽政治家、反覆无常的小人，莱因哈特对这些的容忍力非常低。反之，一些他能敬重的人，如惟一能击败他的杨威利、同盟的老将比克古、宁愿流亡也不愿投降苟且的梅尔卡兹和舒马哈，甚至是叛变，但却是凭自己的才智和力量叛变的罗严培尔，莱因哈特都予以尊重。即使他的雅量有一些矛盾，但总的来说并不能否定他是很有容人之量的君王。

　　但所谓容人之量并不是无条件的宽恕所有人。这不是胸襟，而是不公。在下面的篇幅，便会谈到君王施政公平的问题。

• 公正

　　「........政治清明的二大要素就是『消弭不公平现象』与『改善社会治安』。」这是解放王亚尔斯兰的发言。莱因哈特亦曾说过∶「体制上要博取民众的信赖有二∶公平的裁判和公平的税制，仅此二者。」

　　由此可见，「公平」、「公正」，在田中氏君王论中是非常重要的。

　　先撇除两段名言中提到的社会治安、裁判和税制的问题，因为那是行政上的问题，现在要谈的是「公平公正」这一点。公平、公正，在田中氏君王论中是非常重视的核心思想。因为它也是守护民众的另一基本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田中对于社会的公正，有一种近乎理想化的洁癖。由《银英传》中的腐朽旧贵族、愚民政治家，到《亚战》中的解放奴隶政策，再到《红尘》中完颜亮和雍二人的施政对比，著著显示出，田中对公平社会的热爱和追求。

　　《红尘》中提到，金国的谍报战能力远逊于南宋，最重要的原因，除了文化差异外，金国的人口中汉族占了七成，宋的间谍往往因为汉人的帮助而轻易潜入。有廷臣曾对完颜雍进言提高谍报者待遇来提高竞争力。但完颜雍对此一笑置之，并说如果一个国家会因间谍而灭亡也是无可奈何，只要施政能公平对待汉族，自然不会有私通宋国的人，这才是正道。也许有不少人会嘲笑世宗是不知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但实际上完颜雍在位时，正是金国最安定充实的时候。而且受他统治的汉人，甚至还将他和古代的圣王相提并论。

　　莱因哈特大力推动刑法、民法的公平和税制的改革，同时将往昔贵族所独占的庄园、田稼免费赐给农民，并解放庄园的农奴。以前贵族所独占的宅邸也改改建成医院或福利设施，开放给平民使用。民众自然都站在莱因哈特这一边。亚尔斯兰登基后，奴隶制度被废止了，人口贩卖被禁止，腐败的神官也一扫而空，「解放王的审判」后来也成为代表「公平的审判」的意思。亚尔斯兰解放奴隶之馀，还给予资金、田地、教育予他们，让他们自力更生。国库支出庞大的资金让奴隶自立，开拓荒地、广辟农地、兴建水管路和屋舍，开拓的土地三年后就成了他们的私有地。他还致力于使贵族和诸侯的庄园解体、把土地分给农民、几乎全面废止神官的特权等。那尔撒斯「培育自耕农，增加中产阶级，使王权稳定」的政策正好跟莱因哈特的不谋而合∶援助弱势社群、解决贫富悬殊、去除强势对弱势的无理欺压、公平给予强者和弱者平等的机会。

　　田中眼中的「公平」，并非如共产主义般非现实，而是理想和现实二者并存的。所谓王者，就是实施比过去更公正的统治。所谓的公正统治，并不是单纯的要让所有人得到好处。朝霞和晚霞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人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拿到一切东西的。就如法庭的判决，双方都觉得公平的判决不是没有，但永远都会有败诉的一方觉得不公平的。难道这样的判决就是不公平吗？亚尔斯兰的解放奴隶政策，正好反映了事实∶如果奴隶自由了，诸侯们就会失去拥有奴隶的自由，在以前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人可能会因为改革而蒙受损失。对奴隶公平了，对奴隶领主是否不公平？因此，所谓「公平治政」，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把重心放在哪一边，而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变成最好。王者就是要在这种矛盾中，找出对双方最公平的路线，而不是对某一方最好的路线来施政。

　　「要把完全的正义广施于天下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即使我们不能把不合理的事情都铲除，但至少可以使它减少。」这是那尔撒斯另一名言。援助弱势社群、解决贫富悬殊、去除强势对弱势的无理欺压、公平给予强者和弱者平等的机会，王者无论是透过社会政策、裁判还是税制的方式，其最终目标都是务求在有限的现实环境中达到最好、最大、最多的好结果。因此田中反对门阀贵族的特权，反对同盟愚民政治家的专制施政，反对欺压本该自由的奴隶，反对欺压弱小国家、组织的铁达尼亚，并在其作品中予以推翻。而田中笔下的君王，不管是亚尔斯兰还是莱因哈特，都正是努力推行善政，以将社会朝更公平公正的理想走去。

• 恪守信义

　　人无信不立。国王无信更不可能使人民信服。仁、义、礼、智，是先秦哲学家孟子提出的四善端，后来加入「信」而成为「五行」、「五法」，五者并列，无分高低，可见「信义」在儒家哲学中的重要性。《银英传》中，米达麦亚某次跟奥贝斯坦激辩时，便曾有过这样的发言∶「要靠谋略来立国吗？只有靠信义才能够立国。至少，如果没有这种意识的话，要用什么去向人民和士兵解释新王朝存立的意义在哪里。」这正好点出田中对信义的信奉。

　　事实上，田中对信义的信奉在其笔下的君王中也反映了出来。《红尘》的完颜雍，在部下黑蛮龙引荐下，承诺与南宋间谍韩子温见面。面对本该是敌人的韩子温，完颜雍不单不予以逮捕或告发，反而更送通行证来协助对方安全回到南宋。登基后也恪守承诺，对外，在跟南宋定下和约后，终其一生再也没对南宋用兵；对内，则对登基前予以协助的部下给予回报，在后世留下金国名君的纪录。

　　解放王亚尔斯兰更是其中的表表者。登基前，即使他无权无势，甚至连王位继承的机会也变得渺茫时，亚尔斯兰仍愿意许下艰难的承诺，并尽其所能达到。如应允艾丝特尔不杀鲁西达尼亚的国王之馀，更不问赔偿，任其安全回国。而在登基后亚尔斯兰亦照样恪守承诺，第一、解放了全国奴隶；第二、任命那尔撒斯为宫廷画家。诸侯的政治力和经济影响力，比奴隶多得多。但亚尔斯兰并没有因为诸侯的压力而背叛了承诺，依诺解放奴隶之馀，还给予资金、教育予奴隶，让他们自力更生。因此而让亚尔斯兰充分得到了这群解放了的奴隶的民心。其次，依诺任命那尔撒斯为宫廷画家亦是重要的一点。这任命重要的地方，不在任命谁是宫廷画家一事上，最重要的，是突显了亚尔斯兰不为外界任何反论，坚持恪守对功臣的承诺。这事给予所有臣民一个重要讯息∶只要你们忠心于我，我会遵守任何对臣下、人民的承诺。这讯息比任何威逼利诱更有效果，让臣民信服爱戴之馀，更能维系人民和诸将的向心力和忠诚心。这正好呼应了前段米达麦亚的话∶只有靠信义才能够立国。

　　说完正面的王道，在下面的篇幅会开始探讨反面的施政──王者的「切忌」。可能在论点上会跟上面的篇幅重叠了，我会尽量避过重叠的部份，将田中笔下的「反面教材」作一个介绍。

• 暴虐

　　「暴虐」，在田中氏君王论中是最十恶不赦的部份。

　　在上面「正面」的篇幅已提过，君王的责任，就是保障了人民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保障基本的生存权不被外来侵犯（不令人民捱饿）；和不主动侵犯人民的基本生存权（不能残虐人民）。这条件是最基本的，因只要君王能给人民温饱，即使不算是好皇帝，也必不是坏皇帝。

　　而暴虐的施政，正是违反这原则。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暴君当诛」的说法。而田中也继承了孟子的思维，对暴君深恶痛绝。这种痛恶，在其作品中更是表露无遗。在《奔流》和《红尘》中，田中对暴君的抨击最是强烈。在《红尘》中，田中甚至对暴虐的完颜亮有这样的抨击∶「好色的天子可以原谅，但毒害天下的暴君则绝对不可原谅！」

　　田中在《银英传》中提到，对明君而言，最大的课题便是维系明君的声名于不坠。以明君的姿态出现而能不以昏君或暴君的结局收场者实在少之又少。一个君主在接受历史的审判之前，必得先承受得住自己精神上的衰弱。立宪君主可以把一部份的责任委任给宪法或议会，但是一个专制的君主所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本身的才能、度量及良心。如果是一个打一开始就欠缺责任感的人或许还比较好收场，倒是那种想当个明君却屡遭挫折的人往往会成为最坏的暴君。这也反映出田中对走向暴君之路的名君所表现的悲哀。

　　田中从史料中，整理出这些暴君的恶行，并藉在作品中揭示，狠狠予以抨击和讽刺。在《红尘》和《奔流》中，田中引述了很多史料以作佐证。这一段是从《红尘》中抄出来的片段∶「在清朝赵翼所著的《二十二史札记》中，〈海陵之荒淫〉一章（海陵为完颜亮死后之名）就记录著完颜亮将同族女性加以奸淫的事，牺牲在他手下的女性之名亦记于其中。」。「欲自立则诛其君；欲伐国则弑其母；欲夺人妻则杀其夫！」、「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这都是《金史．海陵本纪》中对完颜亮的记述。

　　在《奔流》中亦是如此。田中藉著角色之口，对南朝齐最后一位皇帝萧宝卷作出不容赦的指控∶「什么天子！是天子就该像个天子才是！！」。南齐第六代皇帝萧宝卷，在历史上称之为「东昏侯」，因为他确实是昏庸而无能。宝卷受亡帝的宠爱而长大，完全不知自制心为何物，即使是在父帝的葬仪之中，也可以因为一名廷臣的失态捧腹狂笑起来，完全不顾葬仪中严肃的气氛。宝卷喜欢在深夜饮酒骑马，甚至跑到皇宫外去。而且不光是跑跑就算，当他看到行人时，就会诬陷为可疑的人抓起来审问。他还驱马上前，任马蹄踢踏无罪的男女造成死伤。而造成民众决定性反感的，则是一名临月的孕妇为宝卷的马踢死的事。不幸的孕妇被踢到连胎儿都破腹而出，最后母子两人惨死，丈夫亦身受重伤。宝卷甚至把破腹而出的胎儿当成稀奇的展示物。民众无不暗地里骂道∶「什么天子！是天子就该像个天子才是！」

　　也许这并不只是君王要注意的事，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统治阶级最不可作的事。在《银英传》中，门阀贵族对人民的暴虐，亦是促使旧帝国灭亡的原因。建国伊始，银河帝国便杀害了不少共和主义者，而无辜的被牵连者更是多不胜数，其后亦以白色恐怖来统治了数百年。数百年来，帝国的民众都忍受著皇室、门阀贵族的横徵暴敛。在利普休达特内战伊始，希尔格尔．玛林道夫就预言，门阀贵族对人民的暴虐，必是最后促使贵族联合军败亡，帝国旧体制灭亡的原因。「威斯塔朗特事件」中布朗胥伯克对领地人民的施暴，与及利普休达特战役最后的平民士兵叛乱，不单引证了希尔德的说话，更是田中在作品中将其君王论中「暴政招来灭亡」这论点作一演绎的结局。

• 令人民捱饿

　　在刚对上的篇幅已提过，君王的责任，就是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不被外来侵犯。而给予人民温饱权，正是君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责任。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只要能给人民温饱，才不致成为坏皇帝。

　　好像一直在说废话，现在回到正题。在前面的篇幅已提过，《银英传》中同盟军在亚姆力札会战的大败，其中一个原因正是无法给新领土的人民温饱。众所周知，亚姆力札会战是以俄罗斯对抗拿破仑入侵的战略为蓝本的，而这种战略就是极端地体现「只有给人民温饱才有统治权利」的思维。中国有一句很有见地的说话∶「民以食为天」。对，中国自古以来的人民叛乱，究其因均只是人民想追求一点温饱而已。就如帝国民众在同盟军高唱解放之时的回答一样∶「在什么公权之前，我希望能先给我们生存的权利吧！在自由和平等之前，可不可以先给我们面包和牛奶呢？」对的，任凭同盟军给予民众多少公权，没有食物，一切均是徒然。把「同盟军」换成总统、总理、首相，还是君王、皇帝，其道理不都是一样的吗？

　　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君王的治政期间是没有天灾、饥荒的。问题不在于天时，而在于君王的治绩。《风翔万里》中的隋炀帝，朝廷的官仓不知储了多少米粮。在其父隋文帝的时期，国泰民安，储粮多得可以腐坏了。但是，在隋末出现饥荒的时期，隋炀帝却没有开仓救人，而在叛军四起，生产停顿时，亦没有开仓救济。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灭亡，跟所谓天灾人祸根本没有关系，最重要的，始终是君王的治政问题。

　　同样的，前朝的社稷崩解，跟国家的灭亡一样没关系。《红尘》的完颜亮，虽然其前任君王的暴政使国家陷入绝境，但他却没有尽过什么力去解救国家。相对而言，世宗皇帝完颜雍，登基后却将国家重新建设起来，人民亦得以温饱。完颜雍在历史上有著「小尧舜」的称号。尧、舜都是古代传说中的贤明君主，用他们来比喻雍，就已经是把雍形容为圣人了！既然是圣人，那他的传记有没有趣就无所谓了。毕竟，在熙宗和亮两代的暴君之后，金帝国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而世宗的任务，就是像医师一般地替国家疗伤，其业绩当比个性有更重的评价才是。因此还是那一句∶一个国家的兴或亡，跟所谓天灾人祸根本没有关系，最重要的，始终是君王的治政问题。

• 不能接受建议批评

　　拥有生杀大权的君王，一念间便可决定臣下的生死。一个君王有否讷谏的雅量，往往是决定是名君还是暴君的其一指针光标。

　　田中在《风翔万里》和《红尘》中，便以两位君王作例子来说明。《风翔万里》的隋炀帝和《红尘》的完颜亮，都有好大喜功、浪费、性好女色、富有才能、充满自信等特点，而他们也正好是反面的例子。完颜亮聪明机智，可说是天才横溢。但这种天才反而让他走上不归路。「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这是《金史．海陵本纪》中对完颜亮的记述。「不管说什么都不用害怕被杀，结果宋的士大夫们就在无益的舌战上费时，只知责怪他人，却不会自己负起责任行动。像这样不是以死为觉悟而发的言论，就只有害国而已！」正是这种自信使完颜亮众叛亲离。过份自信，使他俩都自以为可以凭一己之力完成先祖没法达成的宏业。隋炀帝三征高丽，完颜亮南伐宋国，都是这种心态的结果。正正因为他们没有那种接受反对声音的胸襟，廷臣因反对而被杀，最后就会没有意见了。「余可不是软弱的宋人，余可是会因言论而杀士大夫的！」完颜亮自以为自己的威严让廷臣们害怕，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是廷臣们放弃了亮。这一点完颜亮并不知道，但其他人都清楚的很。

　　《奔流》的萧宝卷也是一样。本来亡帝考虑到宝卷的年幼而指名了六位重臣负责辅助宝卷，然而他们却对宝卷昏庸的行径感到失望，即使是劝谏也无效，因而开始疏远。只是宝卷的昏庸无道已达不能忍受的境界，最后宝卷甚至将六位重臣逐一杀死，确立了宫廷内的独裁政权。十七岁的皇帝，由于再也没有能够劝谏或是制肘的人，因而开始了他的胡作非为。结果当然是招来亡国的命运。

　　在前面的篇章已提过，所谓纳谏是相对的。谏言最后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和影响，是决定君王是虚心纳谏还是听信谗言的真正标准。所谓纳谏，除君王本身能否有接受意见的雅量，还包括了王者本身有否判定谏言的对错的判断力。

　　《亚战》中亚尔斯兰的父王安德拉寇拉斯，就是因为没有看出达龙和卡兰之间的谏言孰对孰错，才会招致亚特罗帕提尼平原会战的惨败。在这以前，安德拉寇拉斯否决了那尔撒斯解放奴隶、惩治神官的进言，也否决了亚尔斯兰谨慎行军的进言。并非要在这里指摘安德拉寇拉斯，而是想指出面对二择问题时君王的责任。基于君王制是「国王一人说了算」的制度，故君王的判断力无论对国家的政治、军事还是经济，都有极大的影响。即使是天底下最聪明的名君都有过错，问题只在过错的多少。听取更多的进言，广开言路之馀，君王亦要努力培养更准确的判断力，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同的建言中找出最好的方向。

　　只是，何谓对社稷最好？纳谏真的代表一切？《银英传》的鲁道夫大帝，对心腹──内政大臣亚伦斯特．法斯特隆非常信任，而由二人设立的社会秩序维护局支配了银河帝国差不多四百九十年。这种纳谏，是否对国家最好？鲁道夫又是否名君？「怎样才对社稷最好？」这问题在不同时代、在不同时候、对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答案。社会秩序维护局确实让银河帝国存活了近五百年，亚伦斯特．法斯特隆的谏言确实令银河帝国长治久安。这是否违反人权、人道、民主，却是另一个问题了。国家应该效忠君王还是人民？这已是另一个政治层面的讨论，在此暂时不作讨论。

• 疏于朝政

　　这好像是中国历史科考题中，问及国家灭亡原因的必然答案之一。「君王」也可算是一种职业吧？有废寝忘食的皇帝，也有天天不早朝的国王，问题是当事人选择以怎样的态度去工作。换个概念说，疏于朝政的国王就是怠忽职守的员工。不管是老板也好，员工也好，在「国王一人说了算」的君王制度下，疏于朝政的国王对国家来说只有害无利。

　　高登巴姆王朝第三十六代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登基前已经是夜夜笙歌，在继承皇位后亦对国事漠不关心，终日沈溺于酒精与渔色，或是宴会、田猎、园艺等兴趣之中。虽说高登巴姆王朝并非在其任间终结，而王朝的结束他也没有直接的责任，但其疏于朝政却使官员、贵族阶级停滞于安逸和苟安，帝国空有大片的疆土而毫无纪律和体制可言，最后也使王朝走向末路。

　　《红尘》中辽的亡国君天祚帝，正好因疏于朝政而负有亡国的责任。爱好女色和游猎的他对国政毫不关心，在危机之际依然无为无策。最后金军铁骑一到，整个国家便土崩瓦解了。而宋的徽宗在位时，除了享乐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他成了金人的虏囚，才有了一点身为皇帝的自觉。而最后二位皇帝都在金国的囚牢中渡下馀生。《风翔万里》的隋炀帝也是如此。在大隋帝国陷于乱局之际，隋炀帝只待在江都玩乐，对国政既不关心，亦没有尝试任何解决办法。最后当然亦令国家走向灭亡之路。

　　虽说疏于朝政是君王所应避免的，但说到底这也不算是十恶不赦的罪行。再者，勤于朝政也不代表一定能令国家富强，始终这也是要看施政的方向正确与否。只是，正如勤力的学生总比懒惰的能得到较好的成绩一样，疏于朝政始终对国家来说只无利有害。

• 穷兵黩武

　　『古来大兵大役者未以民怨沸腾而丧国身亡者无』。

　　这是《红尘》中清代史家赵翼的记载。田中在书中还将自己对这番话作更深入解释，对穷兵黩武的皇帝狠狠加以挞伐∶「自古以来，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权力者，最后多是因为引起人民的怒火而使国家和自己灭亡的，但为何这些当权者却又不断地重覆这样的愚行呢？赵翼笔下的怒气历历可见∶权力者是不会从历史中学会教训的！」

　　募兵要钱，即使徵兵也要钱。补给要钱、粮饷是钱、军备也是钱，这些都是没有许多资金办不成的！士兵去了打仗，原本的岗位没了人就不能生产，农民不生产就没粮食，工人不生产就没物资；粮食物资少了就少税收，粮食物资少了就会有通货膨胀，造成货币的品质低落，二重三重地增加人民的困苦。问题环环相扣而生，对国家的影响焉能不大？

　　观乎田中的作品中，主角十居其九都是战争中被侵略的一方，像《银英传》般以侵略方为主角的作品实在少之又少。而在田中的笔下，这些侵略者大都不能得逞，不是损兵折将而回，就是客死异乡。由此可看出田中的反战思维，单凭一套《银英传》便认定田中是军国主义者实在是非常无知的说法。

　　田中笔下穷兵黩武的君王都没什么好下场，莱因哈特其实只是一个异数。其实帝国军能横扫整个银河，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国家的急速建设，而是仅仅抄了大贵族们的资产而已。即使如此，莱因哈特依然无法解决很多问题，财务尚书李希特、民政尚书布拉格也确实曾上谏反对莱因哈特大动干戈的军事浪费。事实上，只是田中芳树为了营造英雄主义的感觉而刻意忽视很多民生问题而已。

　　除了《银英传》这异数外，所有田中笔下穷兵黩武的君王都没一个有好下场。《马法尔年代记》的雷霆大帝卡尔曼，南征北伐虽然所向披靡，但却招来四方诸国的恐惧而联手攻击，一次的败北，差点令自己和国家无力翻身。在《铁达尼亚》中横扫宇宙的铁达尼亚家族，凡事都以大兴干戈解决的结果，竟造就了反铁达尼亚的诞生，其后更每每大败，损兵折将而回，最后更弄至分裂的结果。《亚普菲尔兰多物语》（阿菲兰大冒险）中的德军，对小国阿菲兰大动干戈，结果亦要铩羽而回。《亚战》的鲁西达尼亚、特兰、邱尔克、密斯鲁，每一个入侵者不但都要铩羽而回，鲁西达尼亚和特兰国王更是因此而命丧异乡，前者还幸国王骨灰能回国，王弟也能逃命回去，但后者却连尸骸都被魔道士夺去，可说是死不瞑目了。

　　而《红尘》和《风翔万里》更是最典型的例子∶隋炀帝和完颜亮都好大喜功，自以为可以凭一己之力完成先祖没法达成的宏业。隋炀帝三征高丽、完颜亮南伐宋国，招致累民伤财、国政日非、民不聊生，最后更民变四起、被反对者杀害，这些都是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恶果。

• 穷奢极侈

　　这好像也是中史考题的必然答案。「家天下」的思想影响不少帝王，而治权和主权的分别也一直没有分清。正因为君王爱将国家财产视为私产，才会做成加剧历代君王穷奢极侈问题的结果。

　　就如前文所说，即使士兵不用打仗，但将资金和生产力改为建筑宫殿、庭园，原本的岗位没了人就不能生产，农民不生产就没粮食，工人不生产就没物资；粮食物资少了就少税收，一项一项的动摇国家的根基。祖宗留下来的家产、国库掏空了怎么办？资金还不是徵重税、充公家产，搜括民脂民膏而来？

　　不知为何，亡国的君主几乎没有例外地均是如此。《奔流》的萧宝卷，虽然对政治没有兴趣，但却对建筑和造园异常地喜好。建筑豪华的宫殿、规画广大的庭园，这些都是没有许多资金办不成的！而或是徵取重税，或是杀死富豪没收其财产，造成货币的品质低落，二重三重地增加人民的困苦。四处而起的怨嗟之声当然传不到宝卷耳中，宝卷的日常生活依然十分地昏乱。他投入了巨亿的国费新筑后宫，在庭园的步道上敷以黄金制成的莲花。为了天子的浪费，只好向民众课以重税，最后终于有一天掘到宝卷的脚下，民变四起，将士叛变，被亲近所杀害。

　　完颜亮也是如此。「运一木之费，以至二十万；举一车之力，以至五百人。宫殿皆饰以黄金五彩，一殿之以之，亿万以计。」这是《续通鉴纲目》上的记载，完颜亮动员了数十万民众，投入了无数的金钱来建造豪华的宫殿。大规模的工程、大规模的出兵，两者都是权力者常做的事，田中斥之此为在万民之前确认其权势而已。男丁被徵召，不是用来作战就是大兴土木，老弱妇孺则要设法应付繁钜的租税。但倒回来，完颜亮对部下、士兵的赏赐却少得可怜。给女人坐的车子就大手笔装饰金银珠玉，给渡河兵士的赏赐却只有一两黄金，士兵的命运不如车子的装饰品。金军士兵都对完颜亮的吝啬无不有所抱怨。最终完颜亮的结局当然是将士、民心均尽失，丢了天下，客死异地。

　　《风翔万里》的隋炀帝也不惶多让。「炀帝」这?号的意思，就是「悖乱礼教，逆天无道，欺凌百姓的皇帝」，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之一，中小学生的中史课本都已将隋炀帝的奢华揭示出来。修建运河、驰道、广设驿站，这些伟大工程虽然对社会贡献良多，但却脱不了耗用人力物力、殆误生产的事实。如果对社会有所贡献，那耗用人力物力的作为还能原谅。但为了在东都洛阳再现江南风光，不惜投入巨额财物修建显仁宫，从南方运来大量的稀有建筑石材、檀香木，用几百万株名木花草装饰庭园，这些行为对社稷有何贡献？在长安建设广大的离宫西苑，挖掘人工湖、人工河道，筑人工岛，再在岛上建宫殿，为使在严冬草木凋谢时看起来依然花团锦簇，就用名贵的绸绢制作以万计的假花装点，这又对社稷苍生有何贡献？巡视江南，在大运河南行的巨船，内里用黄金宝石装饰，美女整天歌舞翩翩，外头在河岸拉船的粗绳上千根，拉搴人上八百人。繁华的背后是财物和人力的极大浪费，每日吃剩的残羹馀饭也足够养活十个村民。为了徵集人力，连女子都被徵去挖泥，身子泡在过腰的水里，很多人因此而得病身亡。这些人间苦事，有哪个奢华的皇帝晓得？即使最后因为民变而回不去北方，炀帝依然在江都夜夜笙歌。最后还不是招致累民伤财、国政日非、民不聊生，最后民变四起的结局？这些都是穷奢极侈的恶果。

• 施政不公

　　施政公平是国家稳定的要因之一，没有人民会喜欢在充满不公平的国家中生活，历史上的民乱，十居其九都是对社会不公的现实的反弹。民变和叛乱，往往是施政不公带来的结果。

　　再说完颜亮。动员数十万民众，投入无数的金钱来建造豪华的宫殿，但倒回来，完颜亮对部下、士兵的赏赐却少得可怜。上段已提过，在采石矶之战时，奖赏最初渡江成功的金兵的赏金才黄金一两。士兵都对完颜亮的吝啬有所抱怨。书中便提到一名叫萧遮巴的士官就说∶「即使我们这么辛苦，江南的美女和财宝最后还不都是被皇帝独占了！」这种论调听的人都点头称是。最终完颜亮的结局当然是将士、民心均尽失，在采石矶大败时，北方完颜雍举起叛旗后迅速得到支持，而在南方兵败撤退的完颜亮则被叛变的部下杀死，既丢了天下，更客死异地。

　　《奔流》的梁武帝萧衍，本来算是一个明君。在南北朝的分裂时代，萧衍的治世可说是例外的和平丰饶，除了最后数年之外，建立「五十年中，江南无事」盛世的功绩是不可否定的。在《奔流》和《中国武将列传》中，田中都对萧衍早年的政绩给予不错的评价，但对于其晚年的施政则有所抨击。晚年因沈溺于佛教，对政治和军事的判断力大减，也失去对社会矛盾的对应能力。这种「温和」正是助长社会不公正的源头。梁武帝之弟临川王，不择手段地积聚钱财，直达巨亿之富，在建康城内外有超过五十座的宅邸和别庄，光是铜钱就有三亿枚以上。而他放高利贷或是强取他人土地的行为，更是为人所怨。天监十七年（西元五一八年），临川王企图暗杀兄长萧衍。动机除了可能是想夺取帝位之外，还有临川王爱妾的弟弟杀人、临川王自己也与宫中的女官私通等丑闻害怕被爆发，因而便立下暗杀的计画。弑逆皇帝本来应是死刑的，但萧衍并未给予弟弟处罚，二个月后还叙任他为大将军。自此以后，梁的皇族和大贵族不由想到∶「连弑逆未遂都可以饶恕的话，那不管是什么罪名，皇帝都不会追究了！」因而更加地无法和不正。的确萧衍是个无法个区别宽容和无原则的人，而这一年也就成了萧衍治世的转机，也成了以后北方来袭的血之风暴的根源。

　　《亚尔斯兰战记》的安德拉寇拉斯，正是另一忽略了社会公正而招致挫败的例子。三百年来旧王家的统治累积了许多矛盾和不公正∶那些达官、贵人及淑女们老是觉得让他人侍奉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士兵们战死也是理所当然的，农民纳税也是理所当然的，自己享受奢华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奴隶和自由民受苦受难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王族和贵族受苦难却是可怜的。所以也很难怪责安德拉寇拉斯对解放奴隶的想法嗤之以鼻，因为这种思维在那种奴隶社会来说，可说是划时代的。但对神官和诸侯的偏袒，无视平民和奴隶的苦况，却做成被侵略时的隐忧。在鲁西达尼亚军兵临叶克巴达那城下时，笼城的万骑长沙姆便说过∶「这个国家的根基（奴隶制度）现在正危害到王都。谁会在被绑著的情况下为国家而战呢？」而王都的沦陷，便正正是因为这群对现实失去了希望的奴隶，呼应城外侵略军而叛变，并替敌军打开城门而造成的。而王妃泰巴美奈，本来已躲藏在安全的地方，但出卖她来求取自身的安全的人，却正正是王室一直偏袒的神官。施政不公的结局，最悲惨的莫过于此。

• 猜忌多疑

　　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国王过份的猜疑心，往往化成君王对部下的压力，部下的结局不是被肃清，要不就是被逼叛变。在田中笔下，很多君王都犯上了这种毛病，也许这是现实君王所不能避免的恐惧吧。

　　《马法尔年代记》第二十四代皇帝波古达二世，便是猜忌多疑的君王的表表者。对于卡尔曼这些儿子来说，波古达二世并不是一个慈父。虽然不能说他完全是个暴君，但是他严酷且强烈的猜疑心，使得他只要一有机会，便要拿孩子来试探。试探孩子的才能、试探孩子的孝心、或者故意让孩子落入圈套中然后加以斥责、或是用鞭子痛打来惩罚孩子。尽管波古达二世在皇宫外获得了接近名君的评价，但是在皇宫内部，却显露出一个阴沈压迫者的狰狞面貌。最后，除卡尔曼外的两名儿子便是被父亲的猜疑心所害死。更甚的是，波古达二世打算逐渐将试探的魔爪伸向全体朝臣，在朝廷散布这种白色恐怖。最后，便因为他以自己的死讯来试探卡尔曼，卡尔曼不能再忍受父王猜疑心的阴沈压迫，最后被其所弑杀。波古达二世的猜疑心，最后正正导致前段提到的结局之一∶臣下被逼叛变。

　　《红尘》中提到的岳飞，便是中国最有名的千古冤案。宋高宗除了顾虑北伐成功，徽钦二宗回国后对其皇位的威胁外，一向重文轻武的宋室也对拥兵自重的诸将有所顾忌。在重重的考虑下，结果就造成了这宗千古冤案。除了岳飞外，其实大部分抗金名将都为高宗所顾虑，在四川戍守的吴□便对秦桧和高宗感到心淡而不再回到朝廷。不管宋室的理由若何，高宗对诸将有所猜忌却是事实。岳家军在郾城、朱仙镇的大捷，让宋军几逼近故都开封。但宋高宗与秦桧以莫须有的造反罪名将岳飞逮捕、杀害，却使几近收复国土的希望幻灭了，直到二百四十年后，明军大破元军后，中国本土才从异族的支配中解放出来。高宗也未料想到自己的决定，可能是让自己成为汉民族的历史罪人吧？

　　就算避过了肃清的命运，也不见得会得到什么好结果，《红尘》中提到的宗泽，正正是另一个因为君主的猜疑而郁郁而终的例子。本是文官的宗泽，在亡国的混乱当中，宋高宗逃去南方时，站在最前线率领著军队抵抗金军，挽救民众免于战祸。岳飞、韩世忠等年轻将军和义勇军都投到他麾下，当宗泽准备率军渡过黄河与金军决战时，朝廷却顾虑他立下大功而刻意忽视宗泽请战的要求，到了最后更派使者来下令停战。最后，宗泽便在愤恨和绝望之下病死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臣下都会因为君主的猜疑而死，但不少君王都爱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奔流》中的陈庆之，一生虽为南梁立功无数，但当他带著七千兵士攻入和其后防守洛阳时，萧衍也没有给予他半队援军。《红尘》中的金国亦是一样，完颜亮常猜疑臣下对自己的忠诚度，每在重臣身边设置监视者。《风翔万里》的隋文帝亦是猜忌多疑的君王的表表者。文帝在宫廷设置「廷杖」，大臣若有失职犯过便会被狠揍；也因为一场怪梦而差点杀害无辜的李浑一家。就连不是君王，《银英传》中的同盟政府也对救国功臣杨威利极度猜疑。也许这就是统治者们所不能避免的恐惧吧。

　　说完反面的部份，在下面的篇幅会开始探讨一些田中未有特意强调其好坏的君王行为。这些行为并没有特别的褒贬意义，我会尽量将田中笔下这些君王行为或处事方式作一介绍。

• 荒淫？检点？

　　在田中氏君王论中，对君主的个人性好并没有如一般历史学者般视为十恶不赦。甚至乎在《银英传》中，便藉高登巴姆王朝结束后，编纂《银河帝国前史》的作者中口中说到∶「如果将色情狂与同性恋者从历史与艺术当中逐出的话，那么人类的文明便不成立了。」

　　君王性好渔色并非罪过，问题只在于是否过份。在《风翔万里》便曾提到，隋炀帝虽然好色，但世界上不为女色所动的皇帝本就少之又少。因此不能将之视为特别的缺点。田中只对帝王立下了这样的条件∶不能令人民捱饿，也不能残虐人民。只要推行善政，令人民得到温饱，即使君主私生活如何不检点，他仍勉强算得是一个好皇帝。反之，即使皇帝是多么仁慈、生活多么检点，但如果不能令人民生活安稳，那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善人，而非一个好皇帝。这不单在《风翔万里》可以见到，这理念更是纵横于田中各部作品中，是田中作品的一点特色。

　　虽说如此，但君王过份沉迷渔色，田中也不赞成。佛瑞德李希登基前已是夜夜笙歌，在登基后亦对国事漠不关心，沈溺于酒精与渔色，或是宴会、田猎、园艺等兴趣之中，对国家毫无建树。而《亚战》中辛德拉老国王卡里卡拉二世，亦是因为沉迷渔色而让引起了王位的争夺纷争，国家陷入全面的内战。卡里卡拉二世本身是精明果断、尽责的君王，但因为宠幸美女，而和著酒一起服用了奇怪的药物，因而变成了半身不遂，丧失意识。由于之前对自己的健康太过自信，所以一直没有册立王太子，因此才做成了卡迪威与拉杰特拉为争夺继承权而分成二派对抗的情况。还幸在兄弟对决尚未使国家生灵涂炭前苏醒过来，确定王位继承权，否则辛德拉也只会沦丧于内忧外患之中。

　　在田中笔下，像《亚战》的鲁西达尼亚国王伊诺肯迪斯般生活检点的君王，除了莱因哈特这少数外便再找不到。伊诺肯迪斯既不喝酒，也不吃肉，一天做三次礼拜，是个模范依亚尔达波特教的信徒。只是，对国家而言他半分贡献都没有，让鲁西达尼亚经济发展、带领军队征服马尔亚姆的是王弟吉尔卡斯。田中虽然没有在书中明言，但伊诺肯迪斯却宛如小丑一般的存在，却反映出田中认同作为善人的伊诺肯迪斯，多于作为国王的伊诺肯迪斯。

　　有人认为这是日本人的风俗文化太盛，日本人对色情的容忍度较高，故田中才对君主好色不予抨击。但这种论调却有点以偏概全。诚如田中在《红尘》中所言，好色本身并没有什么罪恶，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等为世所称誉的名君均一样好色而多情，但人们对他们的非难却不多，主要是因为，跟对国家的功绩相比，「好色」这缺点实在太微不足道。

　　在田中氏的君王论中，好色并不是罪，但过份的荒淫无道，田中却狠予讥讽和指责。田中在《红尘》中便狠批曰∶「好色的天子可以原谅，但毒害天下的暴君则绝对不可原谅！」《二十二史札记》就记录著完颜亮将同族女性加以奸淫的事，牺牲在他手下的女性之名亦记于其中。一天没女人不行的亮，除了由北方搜集的嫔妃外，还打算在灭宋后将江南美女通通纳入后宫。当问到为何要一夜之中召幸好几名美女这么辛苦时，还能自诩这是天子的工作呢。田中跟赵翼同样叹息∶女真族本身即具有爆发般的生命力，而完颜亮这个人更是如此。然而，一个治国的人，当该有所节制才是！

　　另一个常被拿来当反面例子的「东昏侯」萧宝卷，亦是田中狠批的对象。这个以「朕是为极尽世上的悦乐而生的！」而闻名的年轻皇帝，就像是被什么魔物附身一样地在游乐著，对他而言，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玩具。将「六贵人」及其他的重臣杀掉是一种刺激的游戏；从母亲的腹中飞出的血淋淋胎儿是稀奇的玩具。一直笑著看到胎儿死去为止的宝卷，对于对他的非难只是无关痛痒地回答道∶「可是那很有趣不是吗？」很遗憾地，除了宝卷以外，所有的人都不觉得有趣。人心逐渐离他而去，直到最后宝卷裸著身体被杀、被砍下头颅为止。田中在《奔流》中便讥刺道∶「也许，他到死前最后一刻都还觉得他的人生过得很有趣呢！」

• 善良仁厚？

　　「光凭善意和好意是不能治理国家、保卫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宗教家；他必须在地上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而不是向往在天上另辟一个新世界。杀人是大罪，但是，如果有外敌来攻，当然得作战将之摒退；欺骗他人是一种罪，可是，有时候为了破敌是必须使一些计谋的。既然要推行政事，就无法满足所有的人和所有的道德。」这也是那尔撒斯的名言。

　　田中对君王的个人操守，并没有如清教徒般的要求。在这个人世间，有些事情不是光靠个人的善意和勇气就可以做得到。所以，权力是必须被正确使用的。正如我一直在说的，只要推行善政，即使君主私生活如何不检点，他仍勉强算得是一个好皇帝。反之，即使皇帝多么仁慈，但如果人民生活不能安稳，那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善人，而非好皇帝。

　　田中在《亚尔斯兰战记》中正好将这种思维作一个全面的演绎。「宝座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因为坐在上面的人的关系，这个宝座可以是一张正义之椅，也可以成为一个恶虐之位。既然是由非神的人类在掌理政事，当然就不可能做得完美，但是如果拒绝去做这种努力，在没有人加以阻碍的情况下，这个国王就会跌落罪恶的斜坡。」田中再一次借那尔撒斯这王者之师的口，对君王的个人操守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一阐释。在田中笔下，鲁西达尼亚国王伊诺肯迪斯的善良仁厚实在无出其右。只是，他又有没有为国家带来了什么呢？再者，如果只是将善良仁厚只放诸于自己喜欢事物上，而没有广布于国家的施政，这种个人的仁慈对国家又有什么意义？带领军队远征的是吉尔卡尔，虐杀异教徒的是大主教波坦，但作为国王的伊诺肯迪斯就可以免除责任？那尔撤斯曾这样评价他∶「就因为这个好人，有上百万个不该死的帕尔斯人却死了。这和人格的善恶没有什么关系，这是行为善恶的问题。」说到最后，伊诺肯迪斯算是一个善人，但作为国王却没半点仁厚可言。其原因并非因为他是伪好人，而是他没有作为国王的自觉，也没有推己及人。

　　田中借主角韩子温的口，评定宋高宗还不算是什么暴君。不只高宗一人，宋代三百二十年的十八代中，从未出过一个暴君。在中国历史上，宋代赵家可说是最得民众喜爱的一家。高宗的父亲徽宗皇帝，即以善良温厚为人所知，很可惜，温柔是不能拯救正处于水深火热的国家、人民。这只是个人的仁厚，不是施政的仁厚。北宋末年贿赂横行、官吏腐败、军纪败坏，作为皇帝的徽宗绝对有责任，而最后民变四起，外侮压境，也虽负上责任。的确不是暴君没错，但结局不也是一样吗？

　　萧衍本来算是一个仁君。只可惜他的仁厚却是过份的宽容，最后成为无耻小人利用的工具，此实为君王的借鉴。萧衍晚年因沈溺于佛教，性格变得日益宽容仁厚，因此而失去对社会矛盾的对应能力，正是这种温和助长社会的不公正。临川王放高利贷或是强取他人土地，后来甚至还企图暗杀皇帝。弑逆皇帝本是死罪，但萧衍并未予以处罚之馀还要加官晋爵。连弑逆未遂都可以饶恕，那还有什么罪名不可饶恕？尔后，梁的皇族和大贵族便更加地无法和不正。萧衍无法区别什么是「宽容」，什么是「无原则」，因此治世日非，走向南梁被篡夺的末日。

　　但当然了，作为一个仁善的君王总比暴虐的君王好得多了。世宗皇帝完颜雍有「小尧舜」的称号。尧、舜都是古代传说中的贤明君主，用他们来比喻雍，就已经是把雍形容为圣人了。《红尘》内有说到，在某次狩猎时，廷臣原本想要射一只怀孕的兔子，却当场被雍斥喝∶「怎么可以做这么不慈悲的事呢！」因而被罚。以后他更连猎兔都加以禁止，这就是这位圣王的难得的逸话了。毕竟，在熙宗和亮两代的暴君之后，金帝国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而世宗的任务，就是像医师一般地替国家疗伤，其业绩当比个性有更重的评价才是。从民众的观点看来，与其被有趣的暴君所杀，当然还是在不有趣、但有良心的统治者之下生存罗。

• 正义使者？

　　田中对于「正义」，即使不是嗤之以鼻，也绝不是对它奉若神明。极端点说，在田中氏的君王论中，对君王的正义有极大的限制，甚至还到警戒的程度。田中并非否定个人对社会不公正、罪恶厌恶的正义感，而是对「正义感」所带来的危害提出警告。正义也许并不像太阳而像星星。天上星星无数，彼此互争光辉。达龙的伯父巴夫利斯便常说∶你们总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对的。但人可是不能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事情的。

　　鲁道夫大帝正正是以个人的正义行事，而招致世界大乱的君王例子。年轻时已充满锐气的他，配属于航路警备部队时便锐意整肃部队纲纪，彻底清除酒精、赌博、迷幻药和同性恋等「四恶」。后来调派去肃清宇宙海盗，乘兴而来的鲁道夫展现其强硬的作风，投降和候审的人也悉数烧死，完全以个人的正义行事，无视司法制度的存在。尔后因为个人的野心而登基为帝，锐意消除颓废、不健全的坠落生活方式和娱乐，以严苛残酷的手法使犯罪和未成年的非法行为激减。他那强悍的政治领导力及刚毅的意志贯彻下，的确是纲纪肃正、行政效率提高，贪官污吏一扫而空。鲁道夫个人的正义感，的确将人类社会的弊风彻底消除；只是，他过份的正义感却又为民众带来其他的不幸。恶劣遗传因子排除法的制度，对鲁道夫而言并非罪恶吧？反而他更觉得是自己身为人类统治者所该克尽的义务。排除所谓「恶劣遗传因子」的老病弱者，会加强鲁道夫的政权吗？会让鲁道夫更尊贵吗？社会秩序维护局可以说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成立，但恶劣遗传因子排除法的推行，与其说是巩固权势，倒不如说是极端的正义感制造出来的结果。但当他的儿子也是所谓「带著恶劣遗传因子的伤残者」时，他又有对自己的正义感负责吗？五百年后的杨威利给予鲁道夫这样的评语∶「鲁道夫只是强制他人遵守法律，而自己本身却拒绝遵守法律或受法律的束缚，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钢铁巨人，只不过是个不能抑制自己的欲望的人而已。」

　　将「田中氏正义观」展现得最淋漓尽致的，可说是《亚尔斯兰战记》了。解放奴隶是一种正义，把这善政推广至全国也是一种正义。只是要把完全的正义广施于天下是不太可能的事。王者是否要将这种正义广施于天下，甚至施展到邻国、异国？「解放奴隶可以成为侵略的正当名义，就像鲁西达尼亚人对唯一的神依亚尔波特的信仰变成了侵攻他国的正当名义一样。陛下是帕尔斯的统治者。你有责任先守住帕尔斯国的和平与安宁。废止奴隶制度固然是一种正义的表现，可是，要把正义强压到他国，就会形成争乱而造成流血事件。」那尔撒斯这句话，正可点出了田中氏的正义观∶「不要沈醉于正义当中，不可以让正义冲昏了头，不可以将自己的正义强压到他人身上。」

　　那尔撒斯并不是否定对受到不公平待遇或受虐待的弱者表现出正义感，而是要强调权力者有必要随时自我反省和自制。否则不单为国家带来不幸，更可能成为战火的导火线。正义就像酒。虽然可以让人微醺而通体舒适，然而，一旦饮酒过度，就会毁灭自己，甚至连累他人。认为正义一定会获胜的想法比认为力量强者一定会获胜的想法更危险。杨威利的思考，正好点出了田中正义论的疑问∶相对于一个正义，是不是相反的角度一定会存在另一种等量等质的正义？人类的历史上，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之战争，有的只是主观的善与主观的善之间的争斗、正义的信念与正义的信念彼此相克罢了。在单方面的侵略战争中，发动侵略的一方都认为自己才是正义的一方，战争因而永无休止。或许由于绝对的善与完全的恶这种思想的存在，所以使得人类的精神无限制地荒废了，自己是正义，便将对立者视为是邪恶的时候，便无法由其中产生协调和体谅。只不过是将自己加以优越化，并且将打倒对方并加以支配的欲望变成正当化而已。王者的野心就像一艘船。如果逆历史的洪流而行，一定会惨遭灭顶，坐在上面的人们都会落到水里面去。权力越强，祸害也越大。权力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如果把这样的情形视为理所当然的话就太危险了。权力在某方面来说就像魔术一样，可以为用户带来许多东西，可是，如果滥用的话，就会带来很大的灾害，只有正确使用权力和财力，才可以大大减少人世间的不幸。

• 去除私欲？

　　对于君王的个人私欲，田中也一样没定下过于苛刻的标准。田中并不认为君王必须是圣人，就如那尔撒斯所言∶「国王只是一种为民众服务的存在。」但理所当然的，愈多私欲，君王愈会利用权势追求满足私欲；愈少私欲，则愈能专心于社稷，为民众带来更多的善政。

　　就以《红尘》的金帝国为例。女真族建立金国之初，君主一族的完颜一家名君名将辈出，而且同心合力，让这新兴的国家急速地强大起来。「开国之初、家庭之间同心协力、大开门户而无自私自利之心。」这是清朝史家赵翼对他们的赞誉。做为一个民族的指导者，去除私心私欲将全部力量放在国家的发展上，不由得让后世的史家深深钦慕。而后来的世宗皇帝完颜雍，更是施政仁慈而俭朴，最后成为了金国历史上最为人赞颂的贤君。

　　只是，去除了私欲的君王就一定是好国王吗？回到文章的最初，田中的君王论中，第一要点是给予人民温饱和生存权，若果君王达不到如此的标准，他的德行再好都只是一个善人，而不是好君王。就以鲁西达尼亚王弟吉斯卡尔为例，既是鲁西达尼亚的宰相，也是军队最高司令官，是国家的真正支配者的他，和只著眼于神明和圣职者的王兄不同，对于地上和人间的万事万物有著更多的关心。虽然如此，但他却是带领鲁西达尼亚从贫穷中走向小康，然后编制四十万远征军、建立补给计划、在实战中率领将军们获得胜利，征服马尔亚姆，鲸吞帕尔斯半璧江山的人。大主教波坦虽然执著于权威和权力，可是只著眼于神权的他，私欲去到尽头原来也只是教皇而已，对金银财宝的物欲却没有什么占有欲。但与吉斯卡尔比较起来，谁对国家的功业更大？这也是不辩自明的道理吧？同样地，与去除了私欲的王兄比较起来，物欲强烈的吉斯卡尔对鲁西达尼亚的功劳可大得多了。当然，如果他不是过于雄心万丈而劳师远征的话，作为一个统治者，吉斯卡尔在田中氏君王论下是能打出很高分的。

　　统治者不是圣人，而是人。人自然有私欲，统治者也一样。如果统治者能将私欲控制，这种私欲可以作为一种推动力来改善国家。私欲多寡，其实与国家的治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问题始终在施政上和对欲望的控制上。莱因哈特的私欲不多，但也的确为新帝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带来了飞跃的增长。《奔流》的萧衍也没什么特别的私欲，虽然缔造了江南五十年无事的治绩，但晚年却因过于宽容却招致行政混乱、贪官横行。《创龙传》第十二期〈龙王风云录〉中的宋太宗，便是一位因为私欲而勤政的皇帝，但他却是因而促成了北宋富甲天下的名君。《亚战》中的辛德拉国王拉杰特拉，个人的私欲不算少，但他确实具有名君的资质，在登基后逐步改善国家的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弱势，也算得上是因私欲而改进国家的君王例子。

• 节俭？吝惜？

　　是节俭还是吝惜？这也是相对的。节俭当然是美德罗，而吝惜一向也是贬义。关键处还在该用的地方有没用，不该用的地方又有没有用钱吧。

　　亚尔斯兰过的就真是简约生活了。身为国王，起居生活却简约朴实，因而广受市井小民的爱戴。以前极尽奢侈之能事的皇宫，因为鲁西达尼亚军的破坏和劫掠而归于荒废，亚尔斯兰即位后也只是稍作整修，恢复至少足以堪做为一个大国的王宫的威容而已。亚尔斯兰不喜欢奢侈，若果不是为了安定民心而要有某种程度的华丽，他的生活只有更简朴而已。《银英传》的莱因哈特也是如此。登基前，身为帝国宰相、最高司令官的他，只是住在普通的单人军官宿舍。登基后也放弃旧皇室的宫殿新无忧宫，征战在外时也只住简朴的饭店，即使在费沙安定下来，临时皇宫柊馆、贝尔塞底和新建的狮子之泉也不是什么豪华的宫殿。而旧皇朝常举办的无意义舞会、晚宴，更是差不多完全绝迹。个人生活简约朴实，跟亚尔斯兰一样广受市井小民的爱戴。

　　审慎理财和一毛不拔是两回事吧？君王过份吝惜也难免会失去民心。就如那尔撒斯所言∶「民众以利益为依归。如果陛下（亚尔斯兰）不断给他们利益，民众就会支持陛下的。」当然，他同时亦补充了，一味地逢迎民众的自私也是无法推行政事的，如果一味地给他们太多利益的话，往往会使人民堕落，但满足民众的自私却的确能带来一定的民心。就连邱尔克的国王都知道∶「论功行赏是一个王者应尽的义务。如果疏忽了这一点，就会被讥为吝啬。」可见在适当的时候便不该吝惜。

　　完颜亮动员了数十万民众，投入了无数的金钱来建造豪华的宫殿。但倒回来，完颜亮对部下、士兵的赏赐却少得可怜。鼓励士兵前进的赏金，竟只有区区的一两黄金。金军都对完颜亮的吝啬抱怨。别说是士兵了，就连敌军都笑他太吝啬了。最终完颜亮的结局当然是将士、民心均尽失，丢了天下，客死异地。

　　只是吝惜真的对国家而言有大害吗？同样是在《亚战》中的国王，辛德拉国王拉杰特拉的确是「脸皮厚了点、自私自利了点、斤斤计较了点、也经不起摆在眼前的诱惑」（那尔撒斯语），但说到底，他那率直的个性深受人民喜爱，治世也相当稳定，算得上是辛德拉的中兴君主。拉杰特拉的个人生活不算简约，但又有多少个君王真是过完全精简的生活？只要不乱用国家的金钱就不能对他有什么责难了。在国事上小器，某程度上对国家还更有利。先撇除辛德拉军未必能战胜假面兵团，但拉杰特拉果断的请帕尔斯帮忙倒是对辛德拉是最有利的。「靠面子就能打胜的话是再好也不过了。只要不必劳师动众，不管十个、二十个面子都可以奉送给对方。」正是这种厚面皮，保存了国家的稳定，也免却了劳师动众的损失。这种做法虽然怎么解释都是吝惜，但对国家来说却不能说是坏处吧？故此，「吝惜」对国家而言不一定算是什么大害。

　　说完在田中芳树笔下的诸王后，在下面的篇幅会归纳分析田中这些君主论，到底接近于那一派别的政治哲学。

　　引用另一篇关于田中的洁癖风格的拙作中一段说话∶田中芳树的写作风格很倾向于──「以表述主张为主，再以剧情迁就」，亦即「文以载道」，而田中正是透过了故事中表述的主张，显露出他在各事情上的性格洁癖。而田中的政治思想也透过故事的旁白、人物的一言一行，隐隐的显露出来。要真正研究田中氏的君主论，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让他真真正正写一部「君王论」出来。现在只能在田中先生的作品中，尝试归纳分析田中对君王哲学的思考，好让读者对其作品有更多一重的思考。

　　就如我在前文中提到的，田中笔下不乏不同的政治思想冲突。代言人不一定是单方面的，也可以多方面的。代言人和代言人之间可以是互补互济，亦可以是针锋相对。这不代表田中的言论、思考是矛盾的，反而这更突显了田中芳树从不同方向去思考同一问题，然后透过这些代言人之间的冲突，带出不同的思考之间的冲突。只是，这些不同冲突中，田中个人又认同哪一套？这就是这次讨论的内容所在。

• 儒──孔孟

　　对于汉学深感兴趣的田中，其笔下往往带有浓厚的中国气息。而且，似乎田中也吸收了中国士大夫自古以来的政治思考，并在其作品中隐隐发亮。一直以来，田中对于恶行暴政都是痛恨，而且苛刻的予以讽刺。但对于一些被道德家不齿的君王个人生活，田中却又没如传统的看法般视作十恶不赦。

　　「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源于孟子，君王不能令人民捱饿，也不能残虐人民的思想，正源于这种民本思考。孟子重视民心，认为君主应善待人民，天下之得失，关键都在民心向背之上，这也是田中氏君王论中的核心思想。孟子要求君王恪守信义，这也是田中的君王观之一。而《孟子》中谓∶「残贼之主，臣民皆可诛之」，提倡了人民有推翻暴政的人权思想。这种理想的君王治国思想，在田中芳树的书中亦可看见，这更是田中氏君王论中的最核心思想。是以说田中具有很道统的儒家君王治国思维也不为过。

　　孟子的为政之道在发政施仁，一切以仁义为出发点，以仁义为本，仁政的要领在保民、富民、爱民，其方法则在推恩，发扬仁义礼智四端；在制民之产，使之丰衣足食；在教民孝悌，爱有差等，严人兽之分。「保民、富民、爱民」，正是田中君主论的中心思想，要人君保障基本的生存权。保护人民权利不被侵犯便是「保民」，不令人民捱饿便是「富民」，而不能残虐人民便是「爱民」。行仁政，以仁义为本，正是孟子和田中的共同目标。

　　孟子也重视选拔贤才，治理国事。孟子见齐宣王说∶「所称为故国者，并不是说有高大的树木便算古老，乃是说要有累世勋旧的臣子。现在君王不但没有累世勋旧的臣子，连亲信的臣子都没有，不久前所进用的人，到今天已不知逃亡到那里去了。」这里孟子劝告齐宣王，进退人才要特别慎重，必须听从大众的公论，内不专任一己的独见，外不偏徇一人的私情。孟子又指出∶尊重有道德的人，任用有本事的人，再去罗致那些有才干的人，都给予大位，那末天下人民都会得到好处。就是说，能行仁政，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使人民均能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应天顺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篇）

　　孟子跟孔子一样，非常讨厌「乡愿」，乡愿是一种圆滑、虚伪、自以为是，伪装好人，冒充君子的小人，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孟子·尽心篇）的人。孟子主张辟邪说，卫正道，别善恶，明是非，所以对乡愿习气，深恶痛绝。一个国家乡愿愈多，则政治必不能清明，社会风气必流于卑污，所以消除乡愿习气，也是为政之要图。孟子坚持人君应将仁义普及于天下，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篇）这里孟子勉励人君要诚心向善，以行动来表现善，假使祇是在口头上谈善，没有事实证明，不能使人相信，而心悦诚服；如果能把善见诸行动，以实惠施诸他人，则天下所有的人都会信服他。这跟田中君主论中坚持君王要恪守信义的原则相同，也跟马基维利主义可谓完全背道而驰。

• 马基维利主义

　　田中氏君王论有其重视现实性的部份。田中重视「施政的道德」多于君王的个人道德的看法，带有很浓烈的马基维利思想的味道。不过跟韩非、马基维利主义比较起来，便显示出与其说田中是功利主义，倒不如说是很单纯的解决现实矛盾。田中在《亚战》中便曾借那尔撒斯的口说过∶「统治者不是宗教家；他必须在地上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而不是向往在天上另辟一个新世界。杀人是大罪，但是，如果有外敌来攻，当然得作战将之摒退；欺骗他人是一种罪，可是，有时候为了破敌是必须使一些计谋的。既然要推行政事，就无法满足所有的人和所有的道德。」这明显是一种只为解决现实矛盾的一时之策，并非看轻君王的道德观。某程度上，这是马基维利主义的一种延续。人们常说，马基维利相信私人的道德生活和政治家的道德是两回事。马基维利主义主张君王虽应具备美德，但却要懂得在必要时抛弃道德枷锁，不惜为恶。然而，他对善恶率直认定的断然态度却绝不摇摆不定。统治者其实并未被赋与一种不同的道德原则；只是统治者被解释为道德本身的守护者，而于必要时得以侵犯道德规范而已。这似乎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属于现实派的考量。只不过，所谓在「必要时抛弃道德枷锁」，在田中心中的界线却比马基维利高得多，是以这并不能作为「田中是马基维利主义者」的立据。

　　正确了解时代的需要、作事冷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些都是马基维利主义的一部份。这种思考，或者说，代表这种思想的角色，其实在田中笔下并不是那么多。「马基维利」这名字在《银英传》中其实曾出现过多次。在《银英传》中，奥贝斯坦担当了「未来版」马基维利的角色，提出了一种重视国家稳定而轻于道德的统治术，被田中塑造成一个如莱因哈特所形容的角色∶「虽然冷酷，但却正确」。而马基维利便正正是这种政治哲学的先行者。在《银英传》中，奥贝斯坦提出漠视布朗胥伯克对威斯塔朗特的施暴、主张以海尼森的共和主义者威胁伊谢尔伦政府，然后一举歼灭的计画，这些都是马基维利主义的体现。

• 法──韩非

　　奥贝斯坦除了「发扬」了马基维利主义，其政治观也带有我国先秦哲学「法家」的特质。法家学说，或说「形名之学」，或说「法术之学」，或说「帝王之学」，一言蔽之，就是「政治学」。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哲学理论大致达到有系统的阶段。其学说以性恶、变法、守国、富强为基础，有其独特的人性观、历史观、价值观与国家观，以至尚法、用术、任势三者兼行，是一套完整的治国方法，其哲学比以前的任何一位法家都更完美。

　　韩非之法可分为三，其一尚法；其二用术；其三任势，构成一套完整的学说。法是由君主制定和颁布的命令，是自上而下发布的，公开的，成文的强制性规范，是规定对一定的行为施赏或罚的依据。从总体上看，法是君主治国的重要工具，是体现统治政策的命令和法律制度。韩非认为，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靠赏罚两种手段，而赏罚又须依法实施，故法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首要工具。百姓均不敢为非，就是一国皆善。这似乎也引证了马基维利的法律观，马基维利提出以威权、法律和暴力来统治的政治理论，认为与其用德行感化民众，使之敬仰君王，倒不如藉法律和武力来让民众惧怕。重视法治的思想，便是用一种赏善罚恶，让人民害怕被罚而守法，而非以德育，让人民爱戴君王来治国的思想，亦跟马氏认为，让人民惧怕君王比让人民爱戴君王更使社稷安定的思想相近。这看起来正好跟孔孟的德治思想背道而驰。

　　确实，这两种思想看起来是南辕北辙，但两者其实并不抵触，法治和德治绝对是可以并行的。潮涨时的水平线跟潮退时的水平线，两者的差距可以很大，但两者却都是真正的水平线，不会说其中一条是真，另一条便一定是假。法治和德治也是一样。法治只是一条最低的标准，让民众界定出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而德治则是用道德的标准，界定什么合乎道德，什么事不符合。只是道德的水平较法律为高而已，两者不存在冲突。田中氏君王论亦如是。《创龙传》中不只一次提出，统治者才是最需要守法的人，像这句说是∶「所谓的近代国家，元首是最高权力者，必须谨守法律。我说的就是这样的国家！最需要遵日本法律的人竟然逾越法规？」。田中芳树相信法治，也相信德治，说到底也只是让君王被两重的枷锁控制，不能任意妄为而已。

　　如果说奥贝斯坦是马基维利主义者，倒不如说是法家学者还比较切合事实。韩非认为，国家的一切高于社会的一切。法家的法律，虽然作为统治工具，但也具有要求君王守法的原则在，这就是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当莱因哈特无限制地出兵时，奥贝斯坦便直斥军队是属于国家而非君王个人的，某程度上这是一种宪法精神，其实也渗入了一些民本思想。

　　「势」也是法家的中心思想，而这也是奥贝斯坦最有名的「第二人物有害论」的源头。势是指统治权，包括用人之权、赏罚之权等等，有时又指权威。韩非认为君主为了保持自己尊贵的地位；为了治国安身，为了立功成名。因此，君主必须牢牢掌握权势。第一，君主不可以把权势借给臣下使用。有权有势才能作统治者，失去权势也就不能成为君主。第二，君主不可以与臣下共同使用权势。第三，君主要防止大臣篡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君主的独尊地位，千万不要使臣下显贵。否则，必然会危及自身的统治权。这三点其实都是「第二人物有害论」的核心思想，可见奥贝斯坦带有很浓厚的法家色彩。

　　韩非认为，富强之法，在内不在外。国家如不先在内政上求改革、图富强，而在外交上讲策略、事纵横，足以误国亡国，换言之，外交须以内政为盾，富强之本，在内政，不在外交。富国之法，其本在于鼓励耕战与奖励军勇。这其实也跟那尔撒斯的治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能见于另一部兄弟作《马法尔年代记》，可见田中亦相当重视这种现实的政治观。

　　由此看来，田中并不支持马基维利主义，而是非常「道统」的儒家学者，也渗杂了一些法家的现实考量。

　　综合上面的分析，明显田中是以「理想为本，现实为副」为其政治观的骨干。诸如∶施政公允、恪守信义、反对暴政、反对穷兵黩武和穷奢极侈，这些都是很道统，也很理想化的政治观。而不强求君王生活检点、重视施政仁慈多于君王个人的仁慈、也不强求君王在必要时仍坚守「不杀人、不诈欺」，凡此种种观点，却又是从现实考虑多于道德和理想的考虑。

　　或许「不坚持于一种政府哲学的原则」这观点本身，就已经代表田中的政治观具有很现实的考虑。自汉武帝独尊儒道伊始，中国自古的帝王根本就实行著「明尊儒道，暗施法家」的施政方针。但跟田中不同的是，田中根本就没要将治术作明暗之分。简单点说，就是田中以儒家那一套理想化的治政方针作骨干，然后以法家、马基维利主义一类比较重视现实的功利施政策略为皮肉，构成一套比较现代化、客观化的治国之道。

　　从这次的研究中看出，田中芳树好像热心于寻找出一套理想的君王制度多于一套理想的共和制度。如果田中生于二千四百年前的中国，或者生于十五世纪的义大利，也许他会找到某个能接纳其治术的国王吧，可惜生在今天的他却没这种机遇了。不知他会否对未能成为现实的「王者之师」而无奈呢？

　　要真正了解田中芳树的君王哲学，最佳的办法还是要他真真正正写一部「君王论」的著作出来比较好。在这里的篇幅，只是从被翻译成中文的田中作品中，归纳和分析出田中氏个人对君王的看法。诸如∶《中国帝王图》、《萧家兄弟》、《海啸》等中国作品，还有三部译作《运命之二人》、《岳飞传》和《隋唐演义》，这些作品不幸地至今未有中文化，故此无法从这些作品中取材参考，是以拙作难免有举证重复之弊，在此乞求各位之谅解。

　　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范畴很大很广的题目。如果真要深入研究，相信用多两至三倍的字数也未必能好好的整理出来。当一开始构思这题目时，已料想到这是一个吃力，而结果也不一定讨好的题目，而当去到实际下笔时，就更觉苦恼。这次的题目跟以前的不同，以前谈的主题都比较明显，不用谈得很深入也能将论据带出，而且以个别的作品来分开评述，亦较易于掌握。但这次放弃了以往一直以「作品」为个别分析的研究方式，而是个别的一种论点来作分类分析，这就使整篇文章的结构变得复杂、难驾驭了。

　　为了整理这篇文章，我花了好几个月的心机。一方面要整理三位政治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要点，另一方面也要不停的翻阅田中的作品，既要归纳论点，亦要找寻论据引证论点，令本身已乱堆积著书本、笔记、影印数据的计算机桌更堆得乱七八糟了。看来暂时还是对这些大题目保持一点距离好了，下一次还是试著写一些短小一点的短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