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論是以真實歷史為骨幹的作品，還是純創作的架空歷史作品，田中芳樹都經常在其作品中提出自己的政治思考和主張。除了討論共和制度和帝政優劣之外，當故事中有著「國王」或「皇帝」這個角色的話，田中更會透過這故事來主張其「君王論」。田中在那個他自己所創造的歷史洪流中，除了是執著眾生生殺大權的大神外，更可以說是一個《King Maker》遊戲的創造者。
在現實世界的政治哲學中，有三位相當有名的歷史人物。一個是主宰了中國政治逾二千的儒學的先驅──孟軻；一為歷代中國皇帝都暗地裡實踐的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而最後一人，則是在文藝復興時代誕生於義大利佛羅倫斯的馬基維利。 當然，要將田中芳樹與這三位歷史人物相比自然無法比較。這篇文章，其實是希望透過田中芳樹的作品及其中提出的主張，分析到底田中抱持的政治哲學是什麼，傾向的是哪一家。在下面的篇幅，筆者將會為各位解說田中芳樹對帝王政治作出的評論，對於何謂「帝王」，及作為帝王的「必要條件」。
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是一個令人嚮往的繁華時代。米開蘭基羅、拉斐爾、達文西、但丁等名字，構築了近代歐洲宏富的文化底蘊，成為後世學術發展的先導。那時候的意大利佛羅倫斯，出了一位非常有名的政治學者，並在政治哲學的歷史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他的名字就是：尼科洛．馬基維利（Nicollò Machiavelli, 1469-1527）。 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其他人能像他一樣聲名狼藉。人們從他的姓名鑄出了騙徒（Knave）、狡猾欺詐（Machiavellian）、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sm）等描述詞，更有人說「從他的名字鑄出了魔鬼的同義字」。馬基維利一生的著作共有四部：《共和論》（即《論李維羅馬史首十卷》）、《戰爭的藝術》、《佛羅倫斯史》，及最早期的，也最影響深遠的《君王論》（The Prince, 1513）。馬基維利之所以如此聲名狼藉，便正是因為此書。 在指導君王統治之術的《君王論》中，其中心論旨乃在於闡明一個君王如何才可取得權力、鞏固權力，並且如何運用這些權力。他提出了理想的君王必須「勇猛如獅、狡詐如狐」。統治者的責任不同於一般人，應該將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為達此目的，採用任何手段都不算罪過，政治無關乎個人道德。他提出了以威權、法律和暴力來統治的政治理論，主張君王雖應具備美德，但卻要懂得在必要時拋棄道德枷鎖，不惜為惡。他認為君王如堅持以行善為己任，不僅不能成大事，更必會被摧毀。因為他認為人性本惡，如果君王仁慈，只會讓人民逐漸產生輕視之心，會不停挑戰君王的容忍限度，最後只會不利於國家。 他將「政治」視為一種獨特學問，把它從倫理學中分離出來，因而成了政治學的開山始祖。不過，也由於他這種驚人的論點，後世人一直把他形容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惡徒。1559年，教宗甚至宣佈他的作品全部成為禁書，善良的基督徒不可閱讀。數世紀以來「馬基維利主義」成了權謀霸術的代名詞。後人咒罵他，卻又暗地裡學習《君王論》中的統治技巧。其實，馬基維利生前是個官場失意的人物，也並未將自己定位為政治專家。他常以「歷史學家、喜劇作家、悲劇作家」來署名，著作種類豐富，只不過《君王論》較受後人注意罷了。 雖然馬基維利提出了這種為道德家所垢病的君王治術，但出乎意料地，他卻是一個共和主義者。馬氏曾在佛羅倫斯擔任第二總理十四年，更在寫了《君王論》四年後，寫下了另一著作《共和論》。這是一本研究古羅馬共和國的歷史塈政治哲學書籍，其主論是如何讓共和國步上強盛之道。人們對馬基維利的厭惡，乃在於人們對他的了解大都源自《君王論》，而忽視了他在《共和論》中所宣揚的共和和自由的信念。這是否代表其言論在相違之處？不然。《君王論》旨在指導君王如何完成王業而獲致榮耀；《共和論》則以羅馬為範例，探討城邦達到強盛之道。撰寫《君王論》，是為了早日促成義大利的統一，但其骨子裡卻認同共和國的優越性。有研究馬氏的學者便謂（略述）：「僅想稍微接觸馬氏的人應該讀《君王論》，但想要了解他的思想與態度的人便應該從《共和論》著手。........馬氏堅信共和國的優越性，可是認為在當時惟有以君王的手腕才能解決政治的難題（統一義大利）。」 馬基維利可談的東西很多，但這已逐漸脫離本文的範圍，故暫且在此打住，在下文在另作探討。 相對於馬基維利主義，二千四百年前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亦有兩位影響深遠的政治哲學家，此即為韓非子和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人，約生於公元前372年，死於公元前289年。受業於孔子的孫子思，繼承了曾子與子思的門派。孟子幼年喪父，生活在窮困的環境下。在母親嚴格管教下，孟子勤奮學習，成為繼孔子之後最具影響力的儒家學者。曾遊說齊、魯、宋、魏等國的諸侯，但諸侯都認為其學說不合時宜而不予採用。在這情況下，孟子放棄諸侯給予的優待離去，教授門徒，著書立說，傳於後世。 孟子的學說以「仁」、「義」為主導思想，是性善論的提倡者，可以說其全部理論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孟子認為，統治者與普通人一樣，也有「善」的本性。統治者只要把這種善心推廣開來，便能使天下實現仁愛，到那時，戰爭、偷盜、搶劫、殺人、放火等壞事都不會有了。孟子稱這種理想的社會的狀態叫做「仁政」。在政治哲學上，孟子提出了以德育治國的王道政治思想，也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思想，重視民心，得、失天下，關鍵都在民心向背上，認為君主應善待人民，信守信義。更重要的是提倡了人民有推翻暴政的人權思想，謂：「殘賊之主，臣民皆可誅之」，是一種理想化而又強調階級制度的治國思想。這種理想的君王治國思想，在田中芳樹的書中亦可看見。 韓非，約生於公元前298年，是韓國的諸公子，與李斯同授業於荀子。法家學說到了戰國後期，已成為一股後起勢力，韓非捨先人之意，加以發揮，構成一套完整的學說。韓非為戰國法家的代表人，其思想淵源複雜，既源於法家的前期人物：申不害、商鞅、慎到，亦有源於其師荀子，也有一些源於道、墨二家。韓非是集法家學說大成者，將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結合起來，認為三者不可偏廢。此三派，為韓非學術之直接淵源。韓非學術以此為基礎，並加以發揚。 在政治哲學上，韓非繼承了荀卿性惡論和「禮治」──以制度治國的思想，更推上一層，提出了「法治」的思想，以明確清晰的法律來治國。韓非的思想和後來的馬基維利思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樣是一種功利主義的政治哲學，相信性惡論，重視法治、君王的權勢和御人之術，也認為像儒墨這種倡仁義兼愛的傳統道德思想雖然理想，但卻對治世毫無幫助，甚至只會使世情更亂。重視法治的思想，便是用一種賞善罰惡，讓人民害怕被罰而守法，而非以德育，讓人民愛戴君王來治國的思想，亦跟馬氏認為，讓人民懼怕君王比讓人民愛戴君王更使社稷安定的思想相近。法家哲學的基礎，就在於其黑暗的人性觀、變化的歷史觀、重國的價值觀與致強的國家觀。這些基礎的思維，使韓非所述的法術勢三者得以建立而不覺其刻薄寡恩。 相信韓非和孟子二人已為大眾所熟識，為免大家不勝其煩，故在此輕輕帶過，不作詳述了。 為三位政治哲學家稍作簡介後，相信各位對這三人的思想有一認識。抱歉要各位消化這些既長且未入主題的背景資料。但這些資料卻具有其必要性，好讓各位能對三人的思想有基礎的認知。以下篇幅，將會以這些思想為基礎，闡釋和研討田中芳樹的君王哲學。
但田中芳樹談的君主論，並非每次都單純像《銀英傳》，以一種相當「硬銷」的直述方式來申述其主張。田中芳樹亦透過君主、王者本身的言行，不斷造出一些正反的例子：如《亞爾斯蘭戰記》便是藉亞爾斯蘭作為正面例子；《紅塵》藉金國君主完顏亮作為一個反面例子，而《銀英傳》則藉新舊王朝來說明田中的「帝王」主張。除此之外，田中除了在書中各君王的行為上「演繹」他的君主論外，更藉由一些「王者之師」的角色，將一些更深入的君王治世理論述說出來，強化其主張。這種作法，就如一種「身教」和「言教」並行的「王者教育課程」，以王者的言論和行為（身教）間接地演繹田中的君王理論，也以一個「王者之師」的角色，透過其口（言教）來宣揚田中相信的治國之道。當然，田中同時亦以一種超然的全知角度，像《銀英傳》和《創龍傳》那種直銷的方式闡釋其觀點，但這已隨著田中的筆鋒日益圓融而逐漸減少，演變為剛才那種間接的方式了。
《亞爾斯蘭戰記》是一套充滿浪漫英雄主義的作品，主角亞爾斯蘭的成長、成就，正是田中以一個正面的方式演繹自己的君王論。亞爾斯蘭的愛才、惜才、納諫、關切人民，便是田中的君主論的具體表現。同樣的，《銀英傳》中的萊因哈特，他重視人才、重視公平施政、反對貴族暴虐，這些也是一些「田中氏君主論」的表現。《紅塵》的完顏雍亦是一樣，他的儉樸、勤政愛民、仁慈的施政，也是田中的政治主張的正面演繹。 相對而言，同樣在《紅塵》中的完顏亮，便是一個反面的演繹。他的暴虐、奢侈於己、吝惜於民眾社稷、好大喜功、不守信義，最後使他被士兵、人民、部下所唾棄，這就是田中藉一個反面例子，說明反王道而行的施政，只會讓君王步向滅亡。同樣的，《奔流》中泯滅人性、猜忌賢臣、寵信奸佞的東昏侯蕭寶卷、《風翔萬里》中好大喜功、不理人民和士兵死活、殺害諫君的隋煬帝，亦是一些反王道而終致滅亡的反面例子。 而《銀英傳》中代表了腐朽的高登巴姆王朝，便更加是正與反的好例子。「晴眼帝」馬克西米利安．尤謝夫二世的善政，和「流血帝」奧古斯都二世的暴虐，便正是王朝昌隆與衰頹的關鍵，也反映出「正」與「反」王者的成敗。 但這種「身教」形式的闡釋，並不能將田中芳樹的「君王論」一一演繹，為了將他的主張更完整的闡釋，除了用硬銷之極的旁白外，便要用下面提到的「王者之師」。
除了以一種類似「身教」的方式申述其君主論外，田中亦藉由一些「王者之師」的角色，將一些更深入的君王治世理論述說出來，強化其主張。但這種「王者之師」的角色並非千篇一律相同，有些是擔當王者的啟蒙的角色、有些是擔當跟王者的理念相同的扶助角色、亦有擔當跟王者的理念相左的輔助角色。這種角色有個共通點，就是千錯萬錯，一定不是這種角色的錯。「太傅永遠是對的」，這就是共通點。
第一種是最傳統的太傅角色，以那爾撒斯為代表。那爾撒斯在《亞戰》中除了擔當軍師外，還擔當了亞爾斯蘭和耶拉姆的導師。但這種太傅角色並不限於此，在《紅塵》中的金兀述（宗弼）亦擔當了完顏亮和完顏雍的啟蒙導師，雖然二人成為天子是後來的事，但在這角度上他仍然是屬於這種角色。這種角色在小說中的職責是，以一種說教的方式向皇帝進言，或是皇帝的回憶，從而成為田中的代言人。 第二種是擔當跟王者的理念相同的扶助角色，以吉爾菲艾斯為代表。大家可能會問，吉爾菲艾斯算是「王者之師」的角色嗎？筆者想強調，這「師」字並不是單指師生關係，而是取決於跟王者有沒有意見的交流。在這角度看，吉爾菲艾斯不只是參謀、心腹這麼簡單，更是一個藉進言來灌輸某種政治理念給王者的「老師」。
但吉爾菲艾斯和奧貝斯坦，雖然沒有真正的發生衝突，但實際上無論在政見上、立場上都是相違背的。而兩者是否都是田中的代言人，代表了田中芳樹的思考呢？這代表田中本身的政治立場的衝突嗎？在這點上，筆者是這樣看的。田中一直試圖在政治的理想和現實上找尋平衡，以這兩人正好代表了兩者的衝突。在下面的篇幅將會再談這一點。 還有特別的第四種。這一類其實不能說是王者之師，但他卻又擔當了部份的工作，雖是一個有姓名有劇情的角色，但其作為「王者之師」角色上更接近於旁白。這種角色以《銀英傳》的楊威利和《創龍傳》的龍堂始為代表。這種角色雖然亦提出了一些作為君王的德行問題，但本身角色在故事中是代表一種反君王角色，所以就歸為特別一類。 「王者之師」這種角色的存在意義，除了帶出王者的成長外，更重大的意義是擔當田中的代言人，這不論是三種中哪一種都是一樣的。如果每次都像《銀英傳》，單純以一種相當「硬銷」的直述方式來申述主張，這不單僵化，也令故事變得沉悶。「王者之師」的角色，除了作為將故事中的君王言行作露骨的「註解」外，田中芳樹亦透過將一些沒法透過王者的言行來申述的，更深入的君王治世理論述說出來，強化其主張。而旁白和剛才提到的第四類，則作為一種潤飾，以另一角度闡釋主張。
前面已提到，「王者之師」這種角色的存在意義，除了帶出王者的成長外，更重大的意義是擔當田中的代言人。而王者這角色本身，亦是田中氏君王論的「代行人」。 這些角色，既作為故事的角色而存在，亦是作為田中的代言人而存在。這代言人不一定是單方面的，也可以多方面的。代言人和代言人之間可以是互補互濟，亦可以是針鋒相對。這不代表田中的言論、思考是矛盾的，反而這更突顯了田中芳樹從不同方向去思考同一問題，然後透過這些代言人之間的衝突，帶出不同的思考之間的衝突。萊因哈特和楊在《銀英傳》中對帝政和共和的衝突、吉爾菲艾斯跟奧貝斯坦在政見上的分歧、在《紅塵》中，完顏亮和完顏雍這對堂兄弟在政見和性格上的衝突，凡此種種衝突和分歧，既在故事上達到推進的效果，亦可以作為一種讓讀者跟隨作者筆跡，跟隨作者思路去思考的效果。但與其說這是「啟迪思考」，倒不如說是「田中氏君王論」的闡釋。這是因為田中並沒有完全開放思考的空間讓讀者在故事完結後自行思考，而是露骨地將自己的結論在故事中鋪陳出來。當然，不同的人在看完後也不見得完全接受田中那一套，但這種將結論完整闡述的手法，卻的確有硬銷的效率。所以，與其說這是啟迪思考，倒不如說是田中政治思考的硬銷。
「王之為王的資格就是做一個好國王。這是唯一的條件。」 這是《亞爾斯蘭戰記》中那爾撒斯的名言。但何謂好國王？田中又怎樣評定？ 田中對於何謂帝王，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田中便多次藉其作品來對帝王政治作出評論，也不斷提出作為帝王的「必要條件」。如《亞爾斯蘭戰記》便是藉一個正面例子（亞爾斯蘭），《紅塵》藉一個反面例子（金國君主完顏亮），而《銀英傳》則藉新舊王朝來說明田中的「帝王」主張。一直以來，田中對於善政都讚譽有嘉，反之，對惡行暴政都是痛恨，而且苛刻的予以嚴厲的譴責、譏刺。在這種極端相對的方法表現下，使田中芳樹的「君主論」在一種「正」或「反」，「什麼是可」或「什麼不可」的形式下辯證、建立出來。 在下面的篇幅，筆者將會以個別論點的方式來編排，為各位解說田中芳樹對帝王政治作出的評論，對於何謂「帝王」及作為帝王的「必要條件」。
「讓人民挨餓的國王沒有當王者的資格。」這也是《亞戰》中那爾撒斯的名言。 再怎麼說，寶劍都只是一個象徵，王權只有在推行王者的善政和民眾的支持下才能成立。這個可以說是「田中芳樹君主論」中最基本的條件，甚至可說是核心的思想。其他的條件都只是附庸，甚至可以極端點說，其他的條件都只是為了達成這目的而存在。這條件可說是最基本的，因為這是保障了人民最基本的人權──生存權。只要你能給人民溫飽，即使你不算是好皇帝，也必不是壞皇帝。這條件的重點在：保障基本的生存權不被外來侵犯（不令人民捱餓）；和不主動侵犯人民的基本生存權（不能殘虐人民）。就像《銀英傳》中卡介倫所言：「善政的基本就是不讓人民捱餓，因為一旦餓死了人，儘管你有多少政治的自由都是枉然的」。這樣的論調就跟中國前總理李鵬的「吃飯就是人權」的說法非常接近。一言以敝之，即是保護人民最基本的溫飽權。 這種思想首見於《銀英傳》中，高登巴姆皇朝的結束和羅嚴克拉姆皇朝的崛起，便正是這種思維的體現。同盟軍在亞姆力札會戰的大敗，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無法給新領土的人民溫飽。眾所周知，亞姆力札會戰是以俄羅斯對抗拿破崙入侵的焦土戰略為藍本的，而這種戰略就是極端地體現「只有給人民溫飽才有統治權利」的思維。同樣地，大貴族對人民的暴虐，亦是促使舊帝國滅亡的原因。「威斯塔朗特事件」中布朗胥伯克對領地人民的施暴，與及利普休達特戰役最後的平民士兵叛亂，便是田中氏君王論中「暴政招來滅亡」的具體例子。關於這點，會在下面的篇幅再提。
田中氏君主論的基本，在於給人民生存權利。所謂「保障生存權」，也只是讓君主「不是壞皇帝」，但總的來說，田中對能為人民帶來溫飽的皇帝還算寬裕。《紅塵》中，田中借主角韓子溫的口，評價宋高宗還不算是什麼暴君。宋高宗雖猜忌臣下，登基的理由也薄弱，為了保著帝位甚至裝作看不到父兄的悽苦，將功臣誅殺來換取和平。但雖說如此，但他的和平政策卻確實為南宋帶來偏安江左，水田豐沛，再無飢餓之人，港口充斥商船的繁榮景象。因此在田中筆下，雖然對他殺害岳飛、害宗澤憂憤病死、在國家蒙難時逃到海上避難，這些種種行為予以譏刺和抨擊，但倒對他維護南宋繁華的政績予以肯定，還為他留了點顏面而沒有太狠辣的譏刺。 所謂「君主的德政」也是一種相對的東西。再舉《亞戰》中的例子，解放奴隸，對奴隸而言是德政，但對奴隸領主而言就是讓他們破產的惡政。所謂的改革並不是讓所有的人都獲得幸福，在以前不公正的社會制度中獲得利益的人可能會因為改革而蒙受損失。問題的關鍵在於應該把重心放在哪一邊，而不是什麼事都可以變得更好。王者是很辛苦的角色。他會獲得什麼樣的評價不是取決於他想做什麼，而是於他做了什麼。人們不是根據他有什麼樣的理想，而是根據他為現實世界帶來了些什麼來判定他到底是明君還是暴君，是善王還是惡王的？如果不是這樣，就會有為了一己的理想而將人民當成犧牲品的國王出現了。只因為自己認定是一件好事便不計後果，以致造成了許多的犧牲者也不在乎，這樣一來，民眾就將陷於水深火熱當中了。
所謂勤政，也是相對的。但總的來說，勤政的國王大都會為社稷帶來正面的影響。正如前段所說，人民是根據國王為現實世界帶來了些什麼，來判定他到底是明君還是暴君的。在《紅塵》中有好幾位皇帝，而田中也對這些皇帝作出了品評。就像完顏雍，他的勤政就為他帶來了「小堯舜」的美譽。他誠實而正派，身為公職人員，他絕對把義務當做優先，他的事情記載於《金史．世宗本紀》之中，有的只是對他英明、仁慈和儉約精神的贊譽，是這麼一個沒有什麼可以被閒話的人。堯、舜都是古代傳說中的賢明君主，用他們來比喻雍，就已經是把雍形容為聖人了！就如《紅塵》中宗弼（金兀朮）的品評：和天才的銳氣比較起來，凡人的誠實更能夠拯救這世上的百姓。 相較起來，其餘的皇帝便疏懶得多。遼的亡國君天祚帝，他負有亡國的責任。愛好女色和遊獵的他對國政毫不關心，在危機之際依然無為無策，最後終被崛起的金國所滅。而宋的徽宗在位時，除了享樂之外，什麼都不知道，一直到他成了金人的虜囚，才有了一點身為皇帝的自覺。關於這點，下面的「反面」篇幅會再提到。 正如開首所說，田中氏君主論的基本，在於給人民生存權利。歷史上也有很多皇帝、國王並不勤政，但基於國勢、社稷人才等方面有好的根基，即使皇帝並不勤政，但國家依然昌隆。就如北宋的徽宗和欽宗，其所處的時代便為中國歷史上最富庶的時代之一。但結果如何呢？徽欽二帝最後還是成為金人的虜囚，客死異鄉。因此，所謂「保障生存權」，也只是讓君主「不是壞皇帝」。相對而言，促成國家由貧轉富的君王都是勤政的，在田中氏的君王論中，「勤政」便是由「不是壞皇帝」升格為「好皇帝」的其一條件。 《創龍傳》第十二期〈龍王風雲錄〉中的宋太宗，便是一位勤政的皇帝，而他亦是促成了北宋富甲天下的名君。《銀英傳》中的萊因哈特，廢寢忘食，將舊體制的陋習掃除，也使他能在一瞬間便將帝國的經濟飛躍提昇，以能支持他南征北討。而《奔流》中的梁武帝蕭衍，雖晚年昏庸而招致亡國，但其開國時代的勤政，也維持了「五十年江南無事」的和平和繁榮，建立六朝文化最盛期的功績也是不可否定的。由是觀之，「勤政愛民」是作為「好皇帝」的其一條件。
所謂納諫，也就是君王的器度的多寡。同樣地，所謂納諫也是相對的。正如歷史鑑定國王是好是壞，是基於他施政的結果，同樣的，諫言最後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和影響，是決定君王是「虛心納諫」還是「聽信讒言」的真正標準。由是觀之，所謂「納諫」的真面目，除君王本身能否有接受意見的雅量，還包括了王者本身有否判定諫言的對錯的判斷力。故田中氏君王論的「納諫」主要看三方面：一、君王聽不聽諫言；二、君王聽了後實行與否；三、君王本身有否鑑定諫言對錯的能力。 《紅塵》中的完顏亮和完顏雍，便正是納諫與否所招來的不同結果。田中芳樹在《紅塵》中將這兩表兄弟的不同，作為其君王論的正反例證，而其中被突出的一點便是對納諫的見解。完顏亮將納諫視為軟弱，意見的討論是費時的舌戰，他認為不是以死為覺悟而發的言論，就只有害國。相對而言，完顏雍很清楚知道要聽別人的忠告。從雍的角度來看，「因反對而被殺，最後就會沒有意見了！」與其如此封住廷臣的意見，倒不如讓他們大聲議論來得好些。如此這般強烈的自制和自律心，以一個公職人來說是雍的優點。而這種對比，最後在結局形成成就的對比：完顏亮在最後關頭已沒有人再對他勸諫，使他在歧路上愈走愈深，最後眾叛親離，死於非命；而相反的完顏雍，卻因懂得虛心納諫而得到良臣之輔，不單重建了上兩代暴君留下的社稷，更使國富民強起來，在金國歷史上留下「小堯舜」的美譽。這種結局呼應了納諫的第一標準（君王聽不聽諫言），也可算是田中氏君王論的特色演繹：「明君得興，暴君招亡」。
相對而言，《亞戰》的主角亞爾斯蘭，便是田中氏君王論中的模範生。他了解聽取建言的重要，但也不是那種沒有主見的主君。他沒有聽信卡歇城主荷迪爾的誹謗，遺棄跟他一同作戰的隨從，也沒有誤信基蘭總督的謊言。他並不單純將那爾撒斯和達龍等人的進言囫圇吞棗，他透過自己的思考，常常作出綜合眾人建言的結論。他不像萊因哈特般完全率性而為，他會聽從建言，從前線退下避免臣下擔心，也不會只因解放鄰國奴隸的理念便大事遠征。在決定國策時，既非毫無主見，也非獨斷獨行，總會參考臣下意見。由此可見，亞爾斯蘭在「納諫」一點上，完全符合了田中氏君王論的三大標準，遠比萊因哈特更為田中氏君王論中的典範。
所謂惜才，除懂得任用賢能外，亦包括了善待臣下。《奔流》中的蕭寶卷，正是不懂能臣、重臣的重要性，最後便招致國破家亡的命運。《風翔萬里》中的隋煬帝，本身對英雄好漢都是欽佩的，當他看到勇將時，他會愛惜其將才而獎賞；看到勇將戰死時，也會嗚呼哀哉的惋歎。因此即使他胡作非為，仍然得到不少將領的忠誠。只是，他喜怒無常和缺乏納諫雅量的性格，卻又使他的優點被抵銷了。大隋的開國君和亡國君，也因為猜忌臣下而留下惡名，國祚也隨此而大大縮短了。 君王往往因過度對武勇和智略有自信，對部下的才能和功績產生嫉妒。最後就因疑心、恐懼而殺了部下。難道說，國王就不能對武勇和智略有自信嗎？不然。臣下就像馬。庸臣是庸馬，能臣就是良駒。而國王就是騎手。騎名馬的騎手至少得要有和名馬差不多的速度吧？有云：良禽擇木而棲，好的君王才能吸引到賢臣。「大船要自由活動是需要寬廣的海洋的。」這也是那爾撒斯的舉例。大船無法在淺灘小溪上航行，同樣的，能臣也只在名君下才能發揮，名君就是能讓大船自由活動的寬闊海洋。因此，不單是帕爾斯的將領心悅誠服，就連外國如辛德拉人、特蘭人也心甘情願追隨亞爾斯蘭王，可見君王並非一定要靠自身的武勇和智略來治世的。「被臣子拋棄的國王是很可悲的，如同被朋友唾棄的自由民一般，也許更甚於此。」亞爾斯蘭言。因此，他可說是最重視臣下的一個田中筆下君王。 萊因哈特也算得上是一位惜才的皇帝，而這在吉爾菲艾斯身故後尤甚。為了彌補吉爾菲艾斯死後的巨大人才空隙，萊因哈特出現一種「搜集人才」的收藏癖，常去強求將全宇宙的人才收歸旗下，以彌補在心靈和人才上的失落感。最明顯的就是常常希望將楊威利這個全宇宙惟一能擊敗自己的智將收為部下，甚至對會否做成與部下間的隙嫌也可以忽視。再來就是對比克古的招降、對休馬哈寧願逃亡到費沙而不加入其旗下而惋惜、兩度邀請修特萊的加盟。而他對死去的部將均惋惜不已，雖然有人批評在吉爾菲艾斯死後，萊因哈特對爾後的將領犧牲的惋惜都只是淺淡的，但這仍比視人命如草芥的舊貴族好得多了。只是，令萊因哈特蒙上污點的是，他犧牲了摩頓中將來製造進攻同盟的藉口，即使他對此有點耿耿於懷，但仍然改變不了犧牲部將以達目的的事實。就這一點，萊因哈特已不能拿滿分。
上段曾提過，臣下就像馬。庸臣是庸馬，能臣就是良駒。君王除了要做個好騎手外，也要像伯樂，要有能找出千里馬的慧眼。馬有些跑得快，有些跑得遠，君王也要有看出臣下長處的眼光，進而知人善用，將有能之士放在合適的地方，以發揮最大的效用，為社稷帶來最大的好處。 《奔流》的蕭衍正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南北朝時期，蕭衍就如許多貴族般，家中收養許多小童，以期在其中培育出將來有能的幕僚。陳慶之出身低微，自小就跟著蕭衍。在一次偶然之下，陳慶之跟蕭衍下了幾局棋。蕭衍從棋局中看出了陳慶之具有能夠看穿惟一勝機的才能，於是便介紹適當的導師，讓他自由出入書庫，因材施教，最後培育出「具有將略，戰可攻、攻可取，蓋可稱僅次於頗、牧、衛、霍而已」的稀世用兵家。這可說是慧眼、知人善用的典範。 《風翔萬里》的隋煬帝，雖然沒有那種從草莽發掘人才的好眼力，但最低限度，當他發現良才時都不會怠慢，會立即招為己用。在第一次征隋大戰中拔擢沈光、赦免張須陀私開官倉之罪並予以重用，這些都是好例子。可惜，他始終有用人惟親的傾向，加上他喜怒無常和缺乏納諫雅量的性格，最後招來被重臣宇文化及弒殺的結局，這也令人惋歎。 知人善用，用人不疑。用人之道，似易實難，己之所謂賢，未必盡善，眾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為失材，捨短取長，然後為美。知人難，用人更難。所以，懂得「用人」實比懂得「知人」更難得。再回到我常稱之為「典範」的君王──解放王亞爾斯蘭。在知人和用人上，亞爾斯蘭亦算得上是難得。在「知人」上，他比父王更懂得達龍和那爾撒斯的才能，而麾下的十六翼將，有很多也出身於民間，比之以往單純依賴將門代代繼承，部下的能力都更高。在「用人」上，先撇除宮廷畫家的任命（笑），亞爾斯蘭依據了各人的長處和個性而量才而用，如任命古拉傑擔當海軍司令、生性不能待在宮廷的奇夫擔任巡檢使、誠實謹慎的魯項為宰相，這都屬成功的任命例子。也許有人會說，這些都是那爾撒斯的功勞，但作為國王如果不同意的話，這些任命又如何成立？即使那真的只是那爾撒斯的功勞，但「賦予那爾撒斯任命權」本身，不也是一個成功的任命嗎？因此亞爾斯蘭具有相當高的政治才能是可以肯定的。 至於萊因哈特，在知人和用人上也確實具有很高的評價。將吉爾菲艾斯收為部下，固然是最成功的，但這始終包含私情在內，不能作準。真正最成功的，其實是將雙璧和奧貝斯坦收為部下。可能大家都覺得，這三人都是毛遂自薦，但如果看不出他們的才能，即使再缺人材，萊因哈特也不可能收為部下的。而在萊因哈特昇為元帥後設立的元帥府，收歸的人才更是一時無兩，宛如唐太宗的天策府一樣。更重要的是，田中強調了這些部下的出身，都是平民或低級貴族，並非以前單純的任用世襲貴族，由此更突顯出萊因哈特知人的能力。 但在用人上，萊因哈特的任免卻常因私情和疏忽而做成偏差。在能力上，萊因哈特對吉爾菲艾斯的任用的確沒有錯誤，但明顯帶有很大的任用「心腹」的色彩。尤其在允許吉爾菲艾斯擁有其他部下所沒有的特權，更的確是私情的結果。而錯誤任用連列肯普為帝國高等事務官、接受宋巴爾特的自薦，委以諸神之黃昏作戰的補給指揮，最後招致補給艦隊全滅、任用朗谷，使魯賓斯基的離間計得逞，造成羅嚴培爾叛變，這些都是錯誤用人的例子。而在人事配對上，萊因哈特亦作出過錯誤判決，例如讓奧貝斯坦與畢典菲爾特搭配到海尼森，便是一次極差的人事配搭，差點為帝國軍帶來不能彌補的傷害。雖然如此，但總的來說，萊因哈特的人事任命亦常有成功之處，尤其在奧貝斯坦、希爾德、席爾瓦貝爾西等人的任命上更是出色。由是觀之，在「用人」上這一點上，萊因哈特不算完美，但成績仍能算是優秀的。
在某程度上，這跟另一論點「納諫」有一點重疊。因此我在這裡會跳過這一點，而專注談一談君主雅量的問題。「容人之量」、「雅量」、「胸襟」，通通都是在說同一個問題。君王的胸襟雅量，對象並不只是部下、百姓，其實可推至敵人之上。一個普通人的胸襟，那只是他個人的問題。即使他胸襟再窄，其影響始終有限。但君王卻完全不同。他一句說話，便可興兵遠征；一句說話，便可加賦增稅。因此，在田中氏君王論中，君王個人的胸襟，重要性絕對不低。 再以「君王典範」亞爾斯蘭作例子。亞爾斯蘭的胸襟，完全是超現實的。他那種以德報怨的精神，就如儒家哲學般宅心仁厚。在戰場上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所以在戰場上死掉的敵將便先撇開。但即使是如何可惡的對手，在被俘虜後，從沒有一個是被殺死的。在基蘭港多番作惡的夏加德、魯西達尼亞的國王伊諾肯迪斯、魯西達尼亞王弟吉斯卡爾、矢志復仇的席爾梅斯，這些人物對帕爾斯、對亞爾斯蘭而言，都算得上是仇人或危險人物。但亞爾斯蘭通通以德報怨，予以生路，並不趕盡殺絕。這種胸襟，也許被評為婦人之仁，但那種不恃強凌弱，趕盡殺絕的胸襟，作為國王，實在是百姓和社稷之福。 萊因哈特倒算是矛盾的人物。如果與連列肯普比較，他的胸襟確實是大得多，這是連楊威利都承認的。但他卻始終對楊、楊艦隊有種執著，因此到了最後，仍然渴望跟楊在戰場上一決雌雄。他的胸襟完全是因人而異的。對著些跟他個人矜持相違背的人，如帝國舊貴族、同盟的腐朽政治家、反覆無常的小人，萊因哈特對這些的容忍力非常低。反之，一些他能敬重的人，如惟一能擊敗他的楊威利、同盟的老將比克古、寧願流亡也不願投降苟且的梅爾卡茲和舒馬哈，甚至是叛變，但卻是憑自己的才智和力量叛變的羅嚴培爾，萊因哈特都予以尊重。即使他的雅量有一些矛盾，但總的來說並不能否定他是很有容人之量的君王。 但所謂容人之量並不是無條件的寬恕所有人。這不是胸襟，而是不公。在下面的篇幅，便會談到君王施政公平的問題。
「........政治清明的二大要素就是『消弭不公平現象』與『改善社會治安』。」這是解放王亞爾斯蘭的發言。萊因哈特亦曾說過：「體制上要博取民眾的信賴有二：公平的裁判和公平的稅制，僅此二者。」
先撇除兩段名言中提到的社會治安、裁判和稅制的問題，因為那是行政上的問題，現在要談的是「公平公正」這一點。公平、公正，在田中氏君王論中是非常重視的核心思想。因為它也是守護民眾的另一基本人權──「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權。田中對於社會的公正，有一種近乎理想化的潔癖。由《銀英傳》中的腐朽舊貴族、愚民政治家，到《亞戰》中的解放奴隸政策，再到《紅塵》中完顏亮和雍二人的施政對比，著著顯示出，田中對公平社會的熱愛和追求。 《紅塵》中提到，金國的諜報戰能力遠遜於南宋，最重要的原因，除了文化差異外，金國的人口中漢族佔了七成，宋的間諜往往因為漢人的幫助而輕易潛入。有廷臣曾對完顏雍進言提高諜報者待遇來提高競爭力。但完顏雍對此一笑置之，並說如果一個國家會因間諜而滅亡也是無可奈何，只要施政能公平對待漢族，自然不會有私通宋國的人，這才是正道。也許有不少人會嘲笑世宗是不知現實的理想主義者，但實際上完顏雍在位時，正是金國最安定充實的時候。而且受他統治的漢人，甚至還將他和古代的聖王相提並論。 萊因哈特大力推動刑法、民法的公平和稅制的改革，同時將往昔貴族所獨佔的莊園、田稼免費賜給農民，並解放莊園的農奴。以前貴族所獨佔的宅邸也改改建成醫院或福利設施，開放給平民使用。民眾自然都站在萊因哈特這一邊。亞爾斯蘭登基後，奴隸制度被廢止了，人口販賣被禁止，腐敗的神官也一掃而空，「解放王的審判」後來也成為代表「公平的審判」的意思。亞爾斯蘭解放奴隸之餘，還給予資金、田地、教育予他們，讓他們自力更生。國庫支出龐大的資金讓奴隸自立，開拓荒地、廣闢農地、興建水管路和屋舍，開拓的土地三年後就成了他們的私有地。他還致力於使貴族和諸侯的莊園解體、把土地分給農民、幾乎全面廢止神官的特權等。那爾撒斯「培育自耕農，增加中產階級，使王權穩定」的政策正好跟萊因哈特的不謀而合：援助弱勢社群、解決貧富懸殊、去除強勢對弱勢的無理欺壓、公平給予強者和弱者平等的機會。 田中眼中的「公平」，並非如共產主義般非現實，而是理想和現實二者並存的。所謂王者，就是實施比過去更公正的統治。所謂的公正統治，並不是單純的要讓所有人得到好處。朝霞和晚霞是不可能同時出現的，人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拿到一切東西的。就如法庭的判決，雙方都覺得公平的判決不是沒有，但永遠都會有敗訴的一方覺得不公平的。難道這樣的判決就是不公平嗎？亞爾斯蘭的解放奴隸政策，正好反映了事實：如果奴隸自由了，諸侯們就會失去擁有奴隸的自由，在以前不公正的社會制度中獲得利益的人可能會因為改革而蒙受損失。對奴隸公平了，對奴隸領主是否不公平？因此，所謂「公平治政」，問題的關鍵在於應該把重心放在哪一邊，而不是什麼事都可以變成最好。王者就是要在這種矛盾中，找出對雙方最公平的路線，而不是對某一方最好的路線來施政。 「要把完全的正義廣施於天下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即使我們不能把不合理的事情都剷除，但至少可以使它減少。」這是那爾撒斯另一名言。援助弱勢社群、解決貧富懸殊、去除強勢對弱勢的無理欺壓、公平給予強者和弱者平等的機會，王者無論是透過社會政策、裁判還是稅制的方式，其最終目標都是務求在有限的現實環境中達到最好、最大、最多的好結果。因此田中反對門閥貴族的特權，反對同盟愚民政治家的專制施政，反對欺壓本該自由的奴隸，反對欺壓弱小國家、組織的鐵達尼亞，並在其作品中予以推翻。而田中筆下的君王，不管是亞爾斯蘭還是萊因哈特，都正是努力推行善政，以將社會朝更公平公正的理想走去。
事實上，田中對信義的信奉在其筆下的君王中也反映了出來。《紅塵》的完顏雍，在部下黑蠻龍引薦下，承諾與南宋間諜韓子溫見面。面對本該是敵人的韓子溫，完顏雍不單不予以逮捕或告發，反而更送通行證來協助對方安全回到南宋。登基後也恪守承諾，對外，在跟南宋定下和約後，終其一生再也沒對南宋用兵；對內，則對登基前予以協助的部下給予回報，在後世留下金國名君的紀錄。 解放王亞爾斯蘭更是其中的表表者。登基前，即使他無權無勢，甚至連王位繼承的機會也變得渺茫時，亞爾斯蘭仍願意許下艱難的承諾，並盡其所能達到。如應允艾絲特爾不殺魯西達尼亞的國王之餘，更不問賠償，任其安全回國。而在登基後亞爾斯蘭亦照樣恪守承諾，第一、解放了全國奴隸；第二、任命那爾撒斯為宮廷畫家。諸侯的政治力和經濟影響力，比奴隸多得多。但亞爾斯蘭並沒有因為諸侯的壓力而背叛了承諾，依諾解放奴隸之餘，還給予資金、教育予奴隸，讓他們自力更生。因此而讓亞爾斯蘭充分得到了這群解放了的奴隸的民心。其次，依諾任命那爾撒斯為宮廷畫家亦是重要的一點。這任命重要的地方，不在任命誰是宮廷畫家一事上，最重要的，是突顯了亞爾斯蘭不為外界任何反論，堅持恪守對功臣的承諾。這事給予所有臣民一個重要訊息：只要你們忠心於我，我會遵守任何對臣下、人民的承諾。這訊息比任何威逼利誘更有效果，讓臣民信服愛戴之餘，更能維繫人民和諸將的向心力和忠誠心。這正好呼應了前段米達麥亞的話：只有靠信義才能夠立國。
說完正面的王道，在下面的篇幅會開始探討反面的施政──王者的「切忌」。可能在論點上會跟上面的篇幅重疊了，我會盡量避過重疊的部份，將田中筆下的「反面教材」作一個介紹。
在上面「正面」的篇幅已提過，君王的責任，就是保障了人民最基本的人權──生存權，保障基本的生存權不被外來侵犯（不令人民捱餓）；和不主動侵犯人民的基本生存權（不能殘虐人民）。這條件是最基本的，因只要君王能給人民溫飽，即使不算是好皇帝，也必不是壞皇帝。 而暴虐的施政，正是違反這原則。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暴君當誅」的說法。而田中也繼承了孟子的思維，對暴君深惡痛絕。這種痛惡，在其作品中更是表露無遺。在《奔流》和《紅塵》中，田中對暴君的抨擊最是強烈。在《紅塵》中，田中甚至對暴虐的完顏亮有這樣的抨擊：「好色的天子可以原諒，但毒害天下的暴君則絕對不可原諒！」 田中在《銀英傳》中提到，對明君而言，最大的課題便是維繫明君的聲名於不墜。以明君的姿態出現而能不以昏君或暴君的結局收場者實在少之又少。一個君主在接受歷史的審判之前，必得先承受得住自己精神上的衰弱。立憲君主可以把一部份的責任委任給憲法或議會，但是一個專制的君主所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本身的才能、度量及良心。如果是一個打一開始就欠缺責任感的人或許還比較好收場，倒是那種想當個明君卻屢遭挫折的人往往會成為最壞的暴君。這也反映出田中對走向暴君之路的名君所表現的悲哀。 田中從史料中，整理出這些暴君的惡行，並藉在作品中揭示，狠狠予以抨擊和諷刺。在《紅塵》和《奔流》中，田中引述了很多史料以作佐證。這一段是從《紅塵》中抄出來的片段：「在清朝趙翼所著的《二十二史劄記》中，〈海陵之荒淫〉一章（海陵為完顏亮死後之名）就記錄著完顏亮將同族女性加以姦淫的事，犧牲在他手下的女性之名亦記於其中。」。「欲自立則誅其君；欲伐國則弒其母；欲奪人妻則殺其夫！」、「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這都是《金史．海陵本紀》中對完顏亮的記述。 在《奔流》中亦是如此。田中藉著角色之口，對南朝齊最後一位皇帝蕭寶卷作出不容赦的指控：「什麼天子！是天子就該像個天子才是！！」。南齊第六代皇帝蕭寶卷，在歷史上稱之為「東昏侯」，因為他確實是昏庸而無能。寶卷受亡帝的寵愛而長大，完全不知自制心為何物，即使是在父帝的葬儀之中，也可以因為一名廷臣的失態捧腹狂笑起來，完全不顧葬儀中嚴肅的氣氛。寶卷喜歡在深夜飲酒騎馬，甚至跑到皇宮外去。而且不光是跑跑就算，當他看到行人時，就會誣陷為可疑的人抓起來審問。他還驅馬上前，任馬蹄踢踏無罪的男女造成死傷。而造成民眾決定性反感的，則是一名臨月的孕婦為寶卷的馬踢死的事。不幸的孕婦被踢到連胎兒都破腹而出，最後母子兩人慘死，丈夫亦身受重傷。寶卷甚至把破腹而出的胎兒當成稀奇的展示物。民眾無不暗地裡罵道：「什麼天子！是天子就該像個天子才是！」
在剛對上的篇幅已提過，君王的責任，就是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權，不被外來侵犯。而給予人民溫飽權，正是君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責任。這是最基本的條件，只要能給人民溫飽，才不致成為壞皇帝。 好像一直在說廢話，現在回到正題。在前面的篇幅已提過，《銀英傳》中同盟軍在亞姆力札會戰的大敗，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無法給新領土的人民溫飽。眾所周知，亞姆力札會戰是以俄羅斯對抗拿破崙入侵的戰略為藍本的，而這種戰略就是極端地體現「只有給人民溫飽才有統治權利」的思維。中國有一句很有見地的說話：「民以食為天」。對，中國自古以來的人民叛亂，究其因均只是人民想追求一點溫飽而已。就如帝國民眾在同盟軍高唱解放之時的回答一樣：「在什麼政治權利之前，我希望能先給我們生存的權利吧！在自由和平等之前，可不可以先給我們麵包和牛奶呢？」對的，任憑同盟軍給予民眾多少政治權利，沒有食物，一切均是徒然。把「同盟軍」換成總統、總理、首相，還是君王、皇帝，其道理不都是一樣的嗎？
同樣的，前朝的社稷崩解，跟國家的滅亡一樣沒關係。《紅塵》的完顏亮，雖然其前任君王的暴政使國家陷入絕境，但他卻沒有盡過什麼力去解救國家。相對而言，世宗皇帝完顏雍，登基後卻將國家重新建設起來，人民亦得以溫飽。完顏雍在歷史上有著「小堯舜」的稱號。堯、舜都是古代傳說中的賢明君主，用他們來比喻雍，就已經是把雍形容為聖人了！既然是聖人，那他的傳記有沒有趣就無所謂了。畢竟，在熙宗和亮兩代的暴君之後，金帝國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而世宗的任務，就是像醫師一般地替國家療傷，其業績當比個性有更重的評價才是。因此還是那一句：一個國家的興或亡，跟所謂天災人禍根本沒有關係，最重要的，始終是君王的治政問題。
擁有生殺大權的君王，一念間便可決定臣下的生死。一個君王有否訥諫的雅量，往往是決定是名君還是暴君的其一指標。 田中在《風翔萬里》和《紅塵》中，便以兩位君王作例子來說明。《風翔萬里》的隋煬帝和《紅塵》的完顏亮，都有好大喜功、浪費、性好女色、富有才能、充滿自信等特點，而他們也正好是反面的例子。完顏亮聰明機智，可說是天才橫溢。但這種天才反而讓他走上不歸路。「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這是《金史．海陵本紀》中對完顏亮的記述。「不管說什麼都不用害怕被殺，結果宋的士大夫們就在無益的舌戰上費時，只知責怪他人，卻不會自己負起責任行動。像這樣不是以死為覺悟而發的言論，就只有害國而已！」正是這種自信使完顏亮眾叛親離。過份自信，使他倆都自以為可以憑一己之力完成先祖沒法達成的宏業。隋煬帝三征高麗，完顏亮南伐宋國，都是這種心態的結果。正正因為他們沒有那種接受反對聲音的胸襟，廷臣因反對而被殺，最後就會沒有意見了。「余可不是軟弱的宋人，余可是會因言論而殺士大夫的！」完顏亮自以為自己的威嚴讓廷臣們害怕，但事實並不是這樣，是廷臣們放棄了亮。這一點完顏亮並不知道，但其他人都清楚的很。 《奔流》的蕭寶卷也是一樣。本來亡帝考慮到寶卷的年幼而指名了六位重臣負責輔助寶卷，然而他們卻對寶卷昏庸的行徑感到失望，即使是勸諫也無效，因而開始疏遠。只是寶卷的昏庸無道已達不能忍受的境界，最後寶卷甚至將六位重臣逐一殺死，確立了宮廷內的獨裁政權。十七歲的皇帝，由於再也沒有能夠勸諫或是制肘的人，因而開始了他的胡作非為。結果當然是招來亡國的命運。 在前面的篇章已提過，所謂納諫是相對的。諫言最後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和影響，是決定君王是虛心納諫還是聽信讒言的真正標準。所謂納諫，除君王本身能否有接受意見的雅量，還包括了王者本身有否判定諫言的對錯的判斷力。
只是，何謂對社稷最好？納諫真的代表一切？《銀英傳》的魯道夫大帝，對心腹──內政大臣亞倫斯特．法斯特隆非常信任，而由二人設立的社會秩序維護局支配了銀河帝國差不多四百九十年。這種納諫，是否對國家最好？魯道夫又是否名君？「怎樣才對社稷最好？」這問題在不同時代、在不同時候、對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答案。社會秩序維護局確實讓銀河帝國存活了近五百年，亞倫斯特．法斯特隆的諫言確實令銀河帝國長治久安。這是否違反人權、人道、民主，卻是另一個問題了。國家應該效忠君王還是人民？這已是另一個政治層面的討論，在此暫時不作討論。
這好像是中國歷史科考題中，問及國家滅亡原因的必然答案之一。「君王」也可算是一種職業吧？有廢寢忘食的皇帝，也有天天不早朝的國王，問題是當事人選擇以怎樣的態度去工作。換個概念說，疏於朝政的國王就是怠忽職守的員工。不管是老闆也好，員工也好，在「國王一人說了算」的君王制度下，疏於朝政的國王對國家來說只有害無利。
《紅塵》中遼的亡國君天祚帝，正好因疏於朝政而負有亡國的責任。愛好女色和遊獵的他對國政毫不關心，在危機之際依然無為無策。最後金軍鐵騎一到，整個國家便土崩瓦解了。而宋的徽宗在位時，除了享樂之外，什麼都不知道，一直到他成了金人的虜囚，才有了一點身為皇帝的自覺。而最後二位皇帝都在金國的囚牢中渡下餘生。《風翔萬里》的隋煬帝也是如此。在大隋帝國陷於亂局之際，隋煬帝只待在江都玩樂，對國政既不關心，亦沒有嘗試任何解決辦法。最後當然亦令國家走向滅亡之路。 雖說疏於朝政是君王所應避免的，但說到底這也不算是十惡不赦的罪行。再者，勤於朝政也不代表一定能令國家富強，始終這也是要看施政的方向正確與否。只是，正如勤力的學生總比懶惰的能得到較好的成績一樣，疏於朝政始終對國家來說只無利有害。
『古來大兵大役者未以民怨沸騰而喪國身亡者無』。 這是《紅塵》中清代史家趙翼的記載。田中在書中還將自己對這番話作更深入解釋，對窮兵黷武的皇帝狠狠加以撻伐：「自古以來，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權力者，最後多是因為引起人民的怒火而使國家和自己滅亡的，但為何這些當權者卻又不斷地重覆這樣的愚行呢？趙翼筆下的怒氣歷歷可見：權力者是不會從歷史中學會教訓的！」 募兵要錢，即使徵兵也要錢。補給要錢、糧餉是錢、軍備也是錢，這些都是沒有許多資金辦不成的！士兵去了打仗，原本的崗位沒了人就不能生產，農民不生產就沒糧食，工人不生產就沒物資；糧食物資少了就少稅收，糧食物資少了就會有通貨膨脹，造成貨幣的品質低落，二重三重地增加人民的困苦。問題環環相扣而生，對國家的影響焉能不大？ 觀乎田中的作品中，主角十居其九都是戰爭中被侵略的一方，像《銀英傳》般以侵略方為主角的作品實在少之又少。而在田中的筆下，這些侵略者大都不能得逞，不是損兵折將而回，就是客死異鄉。由此可看出田中的反戰思維，單憑一套《銀英傳》便認定田中是軍國主義者實在是非常無知的說法。 田中筆下窮兵黷武的君王都沒什麼好下場，萊因哈特其實只是一個異數。其實帝國軍能橫掃整個銀河，最重要的原因並不是國家的急速建設，而是僅僅抄了大貴族們的資產而已。即使如此，萊因哈特依然無法解決很多問題，財務尚書李希特、民政尚書布拉格也確實曾上諫反對萊因哈特大動干戈的軍事浪費。事實上，只是田中芳樹為了營造英雄主義的感覺而刻意忽視很多民生問題而已。
而《紅塵》和《風翔萬里》更是最典型的例子：隋煬帝和完顏亮都好大喜功，自以為可以憑一己之力完成先祖沒法達成的宏業。隋煬帝三征高麗、完顏亮南伐宋國，招致累民傷財、國政日非、民不聊生，最後更民變四起、被反對者殺害，這些都是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的惡果。
這好像也是中史考題的必然答案。「家天下」的思想影響不少帝王，而治權和主權的分別也一直沒有分清。正因為君王愛將國家財產視為私產，才會做成加劇歷代君王窮奢極侈問題的結果。 就如前文所說，即使士兵不用打仗，但將資金和生產力改為建築宮殿、庭園，原本的崗位沒了人就不能生產，農民不生產就沒糧食，工人不生產就沒物資；糧食物資少了就少稅收，一項一項的動搖國家的根基。祖宗留下來的家產、國庫掏空了怎麼辦？資金還不是徵重稅、充公家產，搜括民脂民膏而來？ 不知為何，亡國的君主幾乎沒有例外地均是如此。《奔流》的蕭寶卷，雖然對政治沒有興趣，但卻對建築和造園異常地喜好。建築豪華的宮殿、規畫廣大的庭園，這些都是沒有許多資金辦不成的！而或是徵取重稅，或是殺死富豪沒收其財產，造成貨幣的品質低落，二重三重地增加人民的困苦。四處而起的怨嗟之聲當然傳不到寶卷耳中，寶卷的日常生活依然十分地昏亂。他投入了巨億的國費新築後宮，在庭園的步道上敷以黃金製成的蓮花。為了天子的浪費，只好向民眾課以重稅，最後終於有一天掘到寶卷的腳下，民變四起，將士叛變，被親近所殺害。 完顏亮也是如此。「運一木之費，以至二十萬；舉一車之力，以至五百人。宮殿皆飾以黃金五彩，一殿之以之，億萬以計。」這是《續通鑑綱目》上的記載，完顏亮動員了數十萬民眾，投入了無數的金錢來建造豪華的宮殿。大規模的工程、大規模的出兵，兩者都是權力者常做的事，田中斥之此為在萬民之前確認其權勢而已。男丁被徵召，不是用來作戰就是大興土木，老弱婦孺則要設法應付繁鉅的租稅。但倒回來，完顏亮對部下、士兵的賞賜卻少得可憐。給女人坐的車子就大手筆裝飾金銀珠玉，給渡河兵士的賞賜卻只有一兩黃金，士兵的命運不如車子的裝飾品。金軍士兵都對完顏亮的吝嗇無不有所抱怨。最終完顏亮的結局當然是將士、民心均盡失，丟了天下，客死異地。
施政公平是國家穩定的要因之一，沒有人民會喜歡在充滿不公平的國家中生活，歷史上的民亂，十居其九都是對社會不公的現實的反彈。民變和叛亂，往往是施政不公帶來的結果。 再說完顏亮。動員數十萬民眾，投入無數的金錢來建造豪華的宮殿，但倒回來，完顏亮對部下、士兵的賞賜卻少得可憐。上段已提過，在采石磯之戰時，獎賞最初渡江成功的金兵的賞金才黃金一兩。士兵都對完顏亮的吝嗇有所抱怨。書中便提到一名叫蕭遮巴的士官就說：「即使我們這麼辛苦，江南的美女和財寶最後還不都是被皇帝獨占了！」這種論調聽的人都點頭稱是。最終完顏亮的結局當然是將士、民心均盡失，在采石磯大敗時，北方完顏雍舉起叛旗後迅速得到支持，而在南方兵敗撤退的完顏亮則被叛變的部下殺死，既丟了天下，更客死異地。
《亞爾斯蘭戰記》的安德拉寇拉斯，正是另一忽略了社會公正而招致挫敗的例子。三百年來舊王家的統治累積了許多矛盾和不公正：那些達官、貴人及淑女們老是覺得讓他人侍奉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士兵們戰死也是理所當然的，農民納稅也是理所當然的，自己享受奢華也是理所當然的，他們認為奴隸和自由民受苦受難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王族和貴族受苦難卻是可憐的。所以也很難怪責安德拉寇拉斯對解放奴隸的想法嗤之以鼻，因為這種思維在那種奴隸社會來說，可說是劃時代的。但對神官和諸侯的偏袒，無視平民和奴隸的苦況，卻做成被侵略時的隱憂。在魯西達尼亞軍兵臨葉克巴達那城下時，籠城的萬騎長沙姆便說過：「這個國家的根基（奴隸制度）現在正危害到王都。誰會在被綁著的情況下為國家而戰呢？」而王都的淪陷，便正正是因為這群對現實失去了希望的奴隸，呼應城外侵略軍而叛變，並替敵軍打開城門而造成的。而王妃泰巴美奈，本來已躲藏在安全的地方，但出賣她來求取自身的安全的人，卻正正是王室一直偏袒的神官。施政不公的結局，最悲慘的莫過於此。
《馬法爾年代記》第二十四代皇帝波古達二世，便是猜忌多疑的君王的表表者。對於卡爾曼這些兒子來說，波古達二世並不是一個慈父。雖然不能說他完全是個暴君，但是他嚴酷且強烈的猜疑心，使得他只要一有機會，便要拿孩子來試探。試探孩子的才能、試探孩子的孝心、或者故意讓孩子落入圈套中然後加以斥責、或是用鞭子痛打來懲罰孩子。儘管波古達二世在皇宮外獲得了接近名君的評價，但是在皇宮內部，卻顯露出一個陰沈壓迫者的猙獰面貌。最後，除卡爾曼外的兩名兒子便是被父親的猜疑心所害死。更甚的是，波古達二世打算逐漸將試探的魔爪伸向全體朝臣，在朝廷散佈這種白色恐怖。最後，便因為他以自己的死訊來試探卡爾曼，卡爾曼不能再忍受父王猜疑心的陰沈壓迫，最後被其所弒殺。波古達二世的猜疑心，最後正正導致前段提到的結局之一：臣下被逼叛變。 《紅塵》中提到的岳飛，便是中國最有名的千古冤案。宋高宗除了顧慮北伐成功，徽欽二宗回國後對其皇位的威脅外，一向重文輕武的宋室也對擁兵自重的諸將有所顧忌。在重重的考慮下，結果就造成了這宗千古冤案。除了岳飛外，其實大部分抗金名將都為高宗所顧慮，在四川戍守的吳璘便對秦檜和高宗感到心淡而不再回到朝廷。不管宋室的理由若何，高宗對諸將有所猜忌卻是事實。岳家軍在郾城、朱仙鎮的大捷，讓宋軍幾逼近故都開封。但宋高宗與秦檜以莫須有的造反罪名將岳飛逮捕、殺害，卻使幾近收復國土的希望幻滅了，直到二百四十年後，明軍大破元軍後，中國本土才從異族的支配中解放出來。高宗也未料想到自己的決定，可能是讓自己成為漢民族的歷史罪人吧？ 就算避過了肅清的命運，也不見得會得到什麼好結果，《紅塵》中提到的宗澤，正正是另一個因為君主的猜疑而鬱鬱而終的例子。本是文官的宗澤，在亡國的混亂當中，宋高宗逃去南方時，站在最前線率領著軍隊抵抗金軍，挽救民眾免於戰禍。岳飛、韓世忠等年輕將軍和義勇軍都投到他麾下，當宗澤準備率軍渡過黃河與金軍決戰時，朝廷卻顧慮他立下大功而刻意忽視宗澤請戰的要求，到了最後更派使者來下令停戰。最後，宗澤便在憤恨和絕望之下病死了。 當然，也不是所有臣下都會因為君主的猜疑而死，但不少君王都愛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奔流》中的陳慶之，一生雖為南梁立功無數，但當他帶著七千兵士攻入和其後防守洛陽時，蕭衍也沒有給予他半隊援軍。《紅塵》中的金國亦是一樣，完顏亮常猜疑臣下對自己的忠誠度，每在重臣身邊設置監視者。《風翔萬里》的隋文帝亦是猜忌多疑的君王的表表者。文帝在宮廷設置「廷杖」，大臣若有失職犯過便會被狠揍；也因為一場怪夢而差點殺害無辜的李渾一家。就連不是君王，《銀英傳》中的同盟政府也對救國功臣楊威利極度猜疑。也許這就是統治者們所不能避免的恐懼吧。
說完反面的部份，在下面的篇幅會開始探討一些田中未有特意強調其好壞的君王行為。這些行為並沒有特別的褒貶意義，我會盡量將田中筆下這些君王行為或處事方式作一介紹。
在田中氏君王論中，對君主的個人性好並沒有如一般歷史學者般視為十惡不赦。甚至乎在《銀英傳》中，便藉高登巴姆王朝結束後，編纂《銀河帝國前史》的作者中口中說到：「如果將色情狂與同性戀者從歷史與藝術當中逐出的話，那麼人類的文明便不成立了。」 君王性好漁色並非罪過，問題只在於是否過份。在《風翔萬里》便曾提到，隋煬帝雖然好色，但世界上不為女色所動的皇帝本就少之又少。因此不能將之視為特別的缺點。田中只對帝王立下了這樣的條件：不能令人民捱餓，也不能殘虐人民。只要推行善政，令人民得到溫飽，即使君主私生活如何不檢點，他仍勉強算得是一個好皇帝。反之，即使皇帝是多麼仁慈、生活多麼檢點，但如果不能令人民生活安穩，那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善人，而非一個好皇帝。這不單在《風翔萬里》可以見到，這理念更是縱橫於田中各部作品中，是田中作品的一點特色。
在田中筆下，像《亞戰》的魯西達尼亞國王伊諾肯迪斯般生活檢點的君王，除了萊因哈特這少數外便再找不到。伊諾肯迪斯既不喝酒，也不吃肉，一天做三次禮拜，是個模範依亞爾達波特教的信徒。只是，對國家而言他半分貢獻都沒有，讓魯西達尼亞經濟發展、帶領軍隊征服馬爾亞姆的是王弟吉爾卡斯。田中雖然沒有在書中明言，但伊諾肯迪斯卻宛如小丑一般的存在，卻反映出田中認同作為善人的伊諾肯迪斯，多於作為國王的伊諾肯迪斯。 有人認為這是日本人的風俗文化太盛，日本人對色情的容忍度較高，故田中才對君主好色不予抨擊。但這種論調卻有點以偏概全。誠如田中在《紅塵》中所言，好色本身並沒有什麼罪惡，漢高祖、漢武帝、唐太宗等為世所稱譽的名君均一樣好色而多情，但人們對他們的非難卻不多，主要是因為，跟對國家的功績相比，「好色」這缺點實在太微不足道。 在田中氏的君王論中，好色並不是罪，但過份的荒淫無道，田中卻狠予譏諷和指責。田中在《紅塵》中便狠批曰：「好色的天子可以原諒，但毒害天下的暴君則絕對不可原諒！」《二十二史劄記》就記錄著完顏亮將同族女性加以姦淫的事，犧牲在他手下的女性之名亦記於其中。一天沒女人不行的亮，除了由北方搜集的嬪妃外，還打算在滅宋後將江南美女通通納入後宮。當問到為何要一夜之中召幸好幾名美女這麼辛苦時，還能自詡這是天子的工作呢。田中跟趙翼同樣嘆息：女真族本身即具有爆發般的生命力，而完顏亮這個人更是如此。然而，一個治國的人，當該有所節制才是！ 另一個常被拿來當反面例子的「東昏侯」蕭寶卷，亦是田中狠批的對象。這個以「朕是為極盡世上的悅樂而生的！」而聞名的年輕皇帝，就像是被什麼魔物附身一樣地在遊樂著，對他而言，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玩具。將「六貴人」及其他的重臣殺掉是一種刺激的遊戲；從母親的腹中飛出的血淋淋胎兒是稀奇的玩具。一直笑著看到胎兒死去為止的寶卷，對於對他的非難只是無關痛癢地回答道：「可是那很有趣不是嗎？」很遺憾地，除了寶卷以外，所有的人都不覺得有趣。人心逐漸離他而去，直到最後寶卷裸著身體被殺、被砍下頭顱為止。田中在《奔流》中便譏刺道：「也許，他到死前最後一刻都還覺得他的人生過得很有趣呢！」
「光憑善意和好意是不能治理國家、保衛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宗教家；他必須在地上建立一個理想的國家，而不是嚮往在天上另闢一個新世界。殺人是大罪，但是，如果有外敵來攻，當然得作戰將之摒退；欺騙他人是一種罪，可是，有時候為了破敵是必須使一些計謀的。既然要推行政事，就無法滿足所有的人和所有的道德。」這也是那爾撒斯的名言。 田中對君王的個人操守，並沒有如清教徒般的要求。在這個人世間，有些事情不是光靠個人的善意和勇氣就可以做得到。所以，權力是必須被正確使用的。正如我一直在說的，只要推行善政，即使君主私生活如何不檢點，他仍勉強算得是一個好皇帝。反之，即使皇帝多麼仁慈，但如果人民生活不能安穩，那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善人，而非好皇帝。
田中借主角韓子溫的口，評定宋高宗還不算是什麼暴君。不只高宗一人，宋代三百二十年的十八代中，從未出過一個暴君。在中國歷史上，宋代趙家可說是最得民眾喜愛的一家。高宗的父親徽宗皇帝，即以善良溫厚為人所知，很可惜，溫柔是不能拯救正處於水深火熱的國家、人民。這只是個人的仁厚，不是施政的仁厚。北宋末年賄賂橫行、官吏腐敗、軍紀敗壞，作為皇帝的徽宗絕對有責任，而最後民變四起，外侮壓境，也雖負上責任。的確不是暴君沒錯，但結局不也是一樣嗎？ 蕭衍本來算是一個仁君。只可惜他的仁厚卻是過份的寬容，最後成為無恥小人利用的工具，此實為君王的借鑒。蕭衍晚年因沈溺於佛教，性格變得日益寬容仁厚，因此而失去對社會矛盾的對應能力，正是這種溫和助長社會的不公正。臨川王放高利貸或是強取他人土地，後來甚至還企圖暗殺皇帝。弒逆皇帝本是死罪，但蕭衍並未予以處罰之餘還要加官晉爵。連弒逆未遂都可以饒恕，那還有什麼罪名不可饒恕？爾後，梁的皇族和大貴族便更加地無法和不正。蕭衍無法區別什麼是「寬容」，什麼是「無原則」，因此治世日非，走向南梁被篡奪的末日。 但當然了，作為一個仁善的君王總比暴虐的君王好得多了。世宗皇帝完顏雍有「小堯舜」的稱號。堯、舜都是古代傳說中的賢明君主，用他們來比喻雍，就已經是把雍形容為聖人了。《紅塵》內有說到，在某次狩獵時，廷臣原本想要射一隻懷孕的兔子，卻當場被雍斥喝：「怎麼可以做這麼不慈悲的事呢！」因而被罰。以後他更連獵兔都加以禁止，這就是這位聖王的難得的逸話了。畢竟，在熙宗和亮兩代的暴君之後，金帝國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而世宗的任務，就是像醫師一般地替國家療傷，其業績當比個性有更重的評價才是。從民眾的觀點看來，與其被有趣的暴君所殺，當然還是在不有趣、但有良心的統治者之下生存囉。
魯道夫大帝正正是以個人的正義行事，而招致世界大亂的君王例子。年輕時已充滿銳氣的他，配屬於航路警備部隊時便銳意整肅部隊綱紀，徹底清除酒精、賭博、迷幻藥和同性戀等「四惡」。後來調派去肅清宇宙海盜，乘興而來的魯道夫展現其強硬的作風，投降和候審的人也悉數燒死，完全以個人的正義行事，無視司法制度的存在。爾後因為個人的野心而登基為帝，銳意消除頹廢、不健全的墜落生活方式和娛樂，以嚴苛殘酷的手法使犯罪和未成年的非法行為激減。他那強悍的政治領導力及剛毅的意志貫徹下，的確是綱紀肅正、行政效率提高，貪官污吏一掃而空。魯道夫個人的正義感，的確將人類社會的弊風徹底消除；只是，他過份的正義感卻又為民眾帶來其他的不幸。惡劣遺傳因子排除法的制度，對魯道夫而言並非罪惡吧？反而他更覺得是自己身為人類統治者所該克盡的義務。排除所謂「惡劣遺傳因子」的老病弱者，會加強魯道夫的政權嗎？會讓魯道夫更尊貴嗎？社會秩序維護局可以說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而成立，但惡劣遺傳因子排除法的推行，與其說是鞏固權勢，倒不如說是極端的正義感製造出來的結果。但當他的兒子也是所謂「帶著惡劣遺傳因子的傷殘者」時，他又有對自己的正義感負責嗎？五百年後的楊威利給予魯道夫這樣的評語：「魯道夫只是強制他人遵守法律，而自己本身卻拒絕遵守法律或受法律的束縛，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什麼鋼鐵巨人，只不過是個不能抑制自己的欲望的人而已。」 將「田中氏正義觀」展現得最淋漓盡致的，可說是《亞爾斯蘭戰記》了。解放奴隸是一種正義，把這善政推廣至全國也是一種正義。只是要把完全的正義廣施於天下是不太可能的事。王者是否要將這種正義廣施於天下，甚至施展到鄰國、異國？「解放奴隸可以成為侵略的正當名義，就像魯西達尼亞人對唯一的神依亞爾波特的信仰變成了侵攻他國的正當名義一樣。陛下是帕爾斯的統治者。你有責任先守住帕爾斯國的和平與安寧。廢止奴隸制度固然是一種正義的表現，可是，要把正義強壓到他國，就會形成爭亂而造成流血事件。」那爾撒斯這句話，正可點出了田中氏的正義觀：「不要沈醉於正義當中，不可以讓正義沖昏了頭，不可以將自己的正義強壓到他人身上。」 那爾撒斯並不是否定對受到不公平待遇或受虐待的弱者表現出正義感，而是要強調權力者有必要隨時自我反省和自制。否則不單為國家帶來不幸，更可能成為戰火的導火線。正義就像酒。雖然可以讓人微醺而通體舒適，然而，一旦飲酒過度，就會毀滅自己，甚至連累他人。認為正義一定會獲勝的想法比認為力量強者一定會獲勝的想法更危險。楊威利的思考，正好點出了田中正義論的疑問：相對於一個正義，是不是相反的角度一定會存在另一種等量等質的正義？人類的歷史上，沒有所謂的『絕對的善與絕對的惡』之戰爭，有的只是主觀的善與主觀的善之間的爭鬥、正義的信念與正義的信念彼此相剋罷了。在單方面的侵略戰爭中，發動侵略的一方都認為自己才是正義的一方，戰爭因而永無休止。或許由於絕對的善與完全的惡這種思想的存在，所以使得人類的精神無限制地荒廢了，自己是正義，便將對立者視為是邪惡的時候，便無法由其中產生協調和體諒。只不過是將自己加以優越化，並且將打倒對方並加以支配的慾望變成正當化而已。王者的野心就像一艘船。如果逆歷史的洪流而行，一定會慘遭滅頂，坐在上面的人們都會落到水裡面去。權力越強，禍害也越大。權力是一種可怕的東西，如果把這樣的情形視為理所當然的話就太危險了。權力在某方面來說就像魔術一樣，可以為使用者帶來許多東西，可是，如果濫用的話，就會帶來很大的災害，只有正確使用權力和財力，才可以大大減少人世間的不幸。
對於君王的個人私慾，田中也一樣沒定下過於苛刻的標準。田中並不認為君王必須是聖人，就如那爾撒斯所言：「國王只是一種為民眾服務的存在。」但理所當然的，愈多私慾，君王愈會利用權勢追求滿足私慾；愈少私慾，則愈能專心於社稷，為民眾帶來更多的善政。 就以《紅塵》的金帝國為例。女真族建立金國之初，君主一族的完顏一家名君名將輩出，而且同心合力，讓這新興的國家急速地強大起來。「開國之初、家庭之間同心協力、大開門戶而無自私自利之心。」這是清朝史家趙翼對他們的贊譽。做為一個民族的指導者，去除私心私慾將全部力量放在國家的發展上，不由得讓後世的史家深深欽慕。而後來的世宗皇帝完顏雍，更是施政仁慈而儉樸，最後成為了金國歷史上最為人讚頌的賢君。
統治者不是聖人，而是人。人自然有私慾，統治者也一樣。如果統治者能將私慾控制，這種私慾可以作為一種推動力來改善國家。私慾多寡，其實與國家的治亂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問題始終在施政上和對慾望的控制上。萊因哈特的私慾不多，但也的確為新帝國在經濟上、軍事上帶來了飛躍的增長。《奔流》的蕭衍也沒什麼特別的私慾，雖然締造了江南五十年無事的治績，但晚年卻因過於寬容卻招致行政混亂、貪官橫行。《創龍傳》第十二期〈龍王風雲錄〉中的宋太宗，便是一位因為私慾而勤政的皇帝，但他卻是因而促成了北宋富甲天下的名君。《亞戰》中的辛德拉國王拉傑特拉，個人的私慾不算少，但他確實具有名君的資質，在登基後逐步改善國家的經濟、軍事和外交上的弱勢，也算得上是因私慾而改進國家的君王例子。
是節儉還是吝惜？這也是相對的。節儉當然是美德囉，而吝惜一向也是貶義。關鍵處還在該用的地方有沒用，不該用的地方又有沒有用錢吧。 亞爾斯蘭過的就真是簡約生活了。身為國王，起居生活卻簡約樸實，因而廣受市井小民的愛戴。以前極盡奢侈之能事的皇宮，因為魯西達尼亞軍的破壞和劫掠而歸於荒廢，亞爾斯蘭即位後也只是稍作整修，恢復至少足以堪做為一個大國的王宮的威容而已。亞爾斯蘭不喜歡奢侈，若果不是為了安定民心而要有某種程度的華麗，他的生活只有更簡樸而已。《銀英傳》的萊因哈特也是如此。登基前，身為帝國宰相、最高司令官的他，只是住在普通的單人軍官宿舍。登基後也放棄舊皇室的宮殿新無憂宮，征戰在外時也只住簡樸的飯店，即使在費沙安定下來，臨時皇宮柊館、貝爾塞底和新建的獅子之泉也不是什麼豪華的宮殿。而舊皇朝常舉辦的無意義舞會、晚宴，更是差不多完全絕跡。個人生活簡約樸實，跟亞爾斯蘭一樣廣受市井小民的愛戴。 審慎理財和一毛不拔是兩回事吧？君王過份吝惜也難免會失去民心。就如那爾撒斯所言：「民眾以利益為依歸。如果陛下（亞爾斯蘭）不斷給他們利益，民眾就會支持陛下的。」當然，他同時亦補充了，一味地逢迎民眾的自私也是無法推行政事的，如果一味地給他們太多利益的話，往往會使人民墮落，但滿足民眾的自私卻的確能帶來一定的民心。就連邱爾克的國王都知道：「論功行賞是一個王者應盡的義務。如果疏忽了這一點，就會被譏為吝嗇。」可見在適當的時候便不該吝惜。 完顏亮動員了數十萬民眾，投入了無數的金錢來建造豪華的宮殿。但倒回來，完顏亮對部下、士兵的賞賜卻少得可憐。鼓勵士兵前進的賞金，竟只有區區的一兩黃金。金軍都對完顏亮的吝嗇抱怨。別說是士兵了，就連敵軍都笑他太吝嗇了。最終完顏亮的結局當然是將士、民心均盡失，丟了天下，客死異地。
說完在田中芳樹筆下的諸王後，在下面的篇幅會歸納分析田中這些君主論，到底接近於那一派別的政治哲學。
引用另一篇關於田中的潔癖風格的拙作中一段說話：田中芳樹的寫作風格很傾向於──「以表述主張為主，再以劇情遷就」，亦即「文以載道」，而田中正是透過了故事中表述的主張，顯露出他在各事情上的性格潔癖。而田中的政治思想也透過故事的旁白、人物的一言一行，隱隱的顯露出來。要真正研究田中氏的君主論，最好的辦法當然是讓他真真正正寫一部「君王論」出來。現在只能在田中先生的作品中，嘗試歸納分析田中對君王哲學的思考，好讓讀者對其作品有更多一重的思考。 就如我在前文中提到的，田中筆下不乏不同的政治思想衝突。代言人不一定是單方面的，也可以多方面的。代言人和代言人之間可以是互補互濟，亦可以是針鋒相對。這不代表田中的言論、思考是矛盾的，反而這更突顯了田中芳樹從不同方向去思考同一問題，然後透過這些代言人之間的衝突，帶出不同的思考之間的衝突。只是，這些不同衝突中，田中個人又認同哪一套？這就是這次討論的內容所在。
對於漢學深感興趣的田中，其筆下往往帶有濃厚的中國氣息。而且，似乎田中也吸收了中國士大夫自古以來的政治思考，並在其作品中隱隱發亮。一直以來，田中對於惡行暴政都是痛恨，而且苛刻的予以諷刺。但對於一些被道德家不齒的君王個人生活，田中卻又沒如傳統的看法般視作十惡不赦。
孟子的為政之道在發政施仁，一切以仁義為出發點，以仁義為本，仁政的要領在保民、富民、愛民，其方法則在推恩，發揚仁義禮智四端；在制民之產，使之豐衣足食；在教民孝悌，愛有差等，嚴人獸之分。「保民、富民、愛民」，正是田中君主論的中心思想，要人君保障基本的生存權。保護人民權利不被侵犯便是「保民」，不令人民捱餓便是「富民」，而不能殘虐人民便是「愛民」。行仁政，以仁義為本，正是孟子和田中的共同目標。 孟子也重視選拔賢才，治理國事。孟子見齊宣王說：「所稱為故國者，並不是說有高大的樹木便算古老，乃是說要有累世勳舊的臣子。現在君王不但沒有累世勳舊的臣子，連親信的臣子都沒有，不久前所進用的人，到今天已不知逃亡到那裏去了。」這裡孟子勸告齊宣王，進退人才要特別慎重，必須聽從大眾的公論，內不專任一己的獨見，外不偏徇一人的私情。孟子又指出：尊重有道德的人，任用有本事的人，再去羅致那些有才幹的人，都給予大位，那末天下人民都會得到好處。就是說，能行仁政，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使人民均能安居樂業，生活富足，應天順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孫丑篇） 孟子跟孔子一樣，非常討厭「鄉愿」，鄉愿是一種圓滑、虛偽、自以為是，偽裝好人，冒充君子的小人，是「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孟子•盡心篇）的人。孟子主張闢邪說，衛正道，別善惡，明是非，所以對鄉愿習氣，深惡痛絕。一個國家鄉愿愈多，則政治必不能清明，社會風氣必流於卑污，所以消除鄉愿習氣，也是為政之要圖。孟子堅持人君應將仁義普及於天下，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離婁篇）這裡孟子勉勵人君要誠心向善，以行動來表現善，假使祇是在口頭上談善，沒有事實證明，不能使人相信，而心悅誠服；如果能把善見諸行動，以實惠施諸他人，則天下所有的人都會信服他。這跟田中君主論中堅持君王要恪守信義的原則相同，也跟馬基維利主義可謂完全背道而馳。
正確了解時代的需要、作事冷酷、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些都是馬基維利主義的一部份。這種思考，或者說，代表這種思想的角色，其實在田中筆下並不是那麼多。「馬基維利」這名字在《銀英傳》中其實曾出現過多次。在《銀英傳》中，奧貝斯坦擔當了「未來版」馬基維利的角色，提出了一種重視國家穩定而輕於道德的統治術，被田中塑造成一個如萊因哈特所形容的角色：「雖然冷酷，但卻正確」。而馬基維利便正正是這種政治哲學的先行者。在《銀英傳》中，奧貝斯坦提出漠視布朗胥伯克對威斯塔朗特的施暴、主張以海尼森的共和主義者威脅伊謝爾倫政府，然後一舉殲滅的計畫，這些都是馬基維利主義的體現。
韓非之法可分為三，其一尚法；其二用術；其三任勢，構成一套完整的學說。法是由君主制定和頒布的命令，是自上而下發布的，公開的，成文的強制性規範，是規定對一定的行為施賞或罰的依據。從總體上看，法是君主治國的重要工具，是體現統治政策的命令和法律制度。韓非認為，社會秩序的維持主要靠賞罰兩種手段，而賞罰又須依法實施，故法是維繫社會秩序的首要工具。百姓均不敢為非，就是一國皆善。這似乎也引證了馬基維利的法律觀，馬基維利提出以威權、法律和暴力來統治的政治理論，認為與其用德行感化民眾，使之敬仰君王，倒不如藉法律和武力來讓民眾懼怕。重視法治的思想，便是用一種賞善罰惡，讓人民害怕被罰而守法，而非以德育，讓人民愛戴君王來治國的思想，亦跟馬氏認為，讓人民懼怕君王比讓人民愛戴君王更使社稷安定的思想相近。這看起來正好跟孔孟的德治思想背道而馳。 確實，這兩種思想看起來是南轅北轍，但兩者其實並不抵觸，法治和德治絕對是可以併行的。潮漲時的水平線跟潮退時的水平線，兩者的差距可以很大，但兩者卻都是真正的水平線，不會說其中一條是真，另一條便一定是假。法治和德治也是一樣。法治只是一條最低的標準，讓民眾界定出什麼是合法，什麼是違法。而德治則是用道德的標準，界定什麼合乎道德，什麼事不符合。只是道德的水平較法律為高而已，兩者不存在衝突。田中氏君王論亦如是。《創龍傳》中不只一次提出，統治者才是最需要守法的人，像這句說是：「所謂的近代國家，元首是最高權力者，必須謹守法律。我說的就是這樣的國家！最需要遵日本法律的人竟然踰越法規？」。田中芳樹相信法治，也相信德治，說到底也只是讓君王被兩重的枷鎖控制，不能任意妄為而已。 如果說奧貝斯坦是馬基維利主義者，倒不如說是法家學者還比較切合事實。韓非認為，國家的一切高於社會的一切。法家的法律，雖然作為統治工具，但也具有要求君王守法的原則在，這就是所謂：「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思想。當萊因哈特無限制地出兵時，奧貝斯坦便直斥軍隊是屬於國家而非君王個人的，某程度上這是一種憲法精神，其實也滲入了一些民本思想。 「勢」也是法家的中心思想，而這也是奧貝斯坦最有名的「第二人物有害論」的源頭。勢是指統治權，包括用人之權、賞罰之權等等，有時又指權威。韓非認為君主為了保持自己尊貴的地位；為了治國安身，為了立功成名。因此，君主必須牢牢掌握權勢。第一，君主不可以把權勢借給臣下使用。有權有勢才能作統治者，失去權勢也就不能成為君主。第二，君主不可以與臣下共同使用權勢。第三，君主要防止大臣篡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保持君主的獨尊地位，千萬不要使臣下顯貴。否則，必然會危及自身的統治權。這三點其實都是「第二人物有害論」的核心思想，可見奧貝斯坦帶有很濃厚的法家色彩。 韓非認為，富強之法，在內不在外。國家如不先在內政上求改革、圖富強，而在外交上講策略、事縱橫，足以誤國亡國，換言之，外交須以內政為盾，富強之本，在內政，不在外交。富國之法，其本在於鼓勵耕戰與獎勵軍勇。這其實也跟那爾撒斯的治術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能見於另一部兄弟作《馬法爾年代記》，可見田中亦相當重視這種現實的政治觀。
結論： 由此看來，田中並不支持馬基維利主義，而是非常「道統」的儒家學者，也滲雜了一些法家的現實考量。 綜合上面的分析，明顯田中是以「理想為本，現實為副」為其政治觀的骨幹。諸如：施政公允、恪守信義、反對暴政、反對窮兵黷武和窮奢極侈，這些都是很道統，也很理想化的政治觀。而不強求君王生活檢點、重視施政仁慈多於君王個人的仁慈、也不強求君王在必要時仍堅守「不殺人、不詐欺」，凡此種種觀點，卻又是從現實考慮多於道德和理想的考慮。 或許「不堅持於一種政府哲學的原則」這觀點本身，就已經代表田中的政治觀具有很現實的考慮。自漢武帝獨尊儒道伊始，中國自古的帝王根本就實行著「明尊儒道，暗施法家」的施政方針。但跟田中不同的是，田中根本就沒要將治術作明暗之分。簡單點說，就是田中以儒家那一套理想化的治政方針作骨幹，然後以法家、馬基維利主義一類比較重視現實的功利施政策略為皮肉，構成一套比較現代化、客觀化的治國之道。 從這次的研究中看出，田中芳樹好像熱心於尋找出一套理想的君王制度多於一套理想的共和制度。如果田中生於二千四百年前的中國，或者生於十五世紀的義大利，也許他會找到某個能接納其治術的國王吧，可惜生在今天的他卻沒這種機遇了。不知他會否對未能成為現實的「王者之師」而無奈呢？
要真正了解田中芳樹的君王哲學，最佳的辦法還是要他真真正正寫一部「君王論」的著作出來比較好。在這裡的篇幅，只是從被翻譯成中文的田中作品中，歸納和分析出田中氏個人對君王的看法。諸如：《中國帝王圖》、《蕭家兄弟》、《海嘯》等中國作品，還有三部譯作《運命之二人》、《岳飛傳》和《隋唐演義》，這些作品不幸地至今未有中文化，故此無法從這些作品中取材參考，是以拙作難免有舉證重複之弊，在此乞求各位之諒解。 我覺得這實在是一個範疇很大很廣的題目。如果真要深入研究，相信用多兩至三倍的字數也未必能好好的整理出來。當一開始構思這題目時，已料想到這是一個吃力，而結果也不一定討好的題目，而當去到實際下筆時，就更覺苦惱。這次的題目跟以前的不同，以前談的主題都比較明顯，不用談得很深入也能將論據帶出，而且以個別的作品來分開評述，亦較易於掌握。但這次放棄了以往一直以「作品」為個別分析的研究方式，而是個別的一種論點來作分類分析，這就使整篇文章的結構變得複雜、難駕馭了。 為了整理這篇文章，我花了好幾個月的心機。一方面要整理三位政治哲學家的生平和思想要點，另一方面也要不停的翻閱田中的作品，既要歸納論點，亦要找尋論據引證論點，令本身已亂堆積著書本、筆記、影印資料的電腦桌更堆得亂七八糟了。看來暫時還是對這些大題目保持一點距離好了，下一次還是試著寫一些短小一點的短文吧........ |
田中芳樹對於何謂「帝王」，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筆者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到，田中芳樹的作品有一特色，就是喜歡「文以載道」，多次藉其作品來對帝王政治作出評論，也不斷提出作為帝王的「必要條件」。
這個「王者之師」的角色，在《亞爾斯蘭戰記》的話應該是那爾撒斯，而《銀河英雄傳說》中自然非奧貝斯坦莫屬。並不僅是因這兩個人都是聰明人物，而是由於這兩個居於幕後的人物，其實擔負著培養主角的艱巨任務。筆者將這「太傅」角色歸納為三類：一種是擔當王者的啟蒙的角色，如《亞爾斯蘭戰記》的那爾撒斯；有些是擔當跟王者的理念相同的扶助角色，如《銀英傳》的吉爾菲艾斯；亦有如《銀英傳》的奧貝斯坦般，擔當跟王者的理念相左的輔助角色。
第三種則是擔當跟王者的理念相左的輔助角色，以奧貝斯坦為代表。跟第二種既相似亦相反，這種王者之師是藉提出跟王者信念相左的進言，來灌輸某種政治理念給王者的「老師」。意義上就等同魏徵對唐太宗、高熲對隋文帝一樣。
相對而言，《亞戰》中的亞爾斯蘭、《銀英傳》中的萊因哈特、《奔流》中的蕭衍、《紅塵》中的完顏雍，這些都是田中氏君主論的德政例子。所謂王道，就是要保護人民。即使你沒有王家血統，即使你只是一個篡位者，只要你施行德政，你就是好國王、好皇帝。就如《亞戰》中的奇夫所說：「如果，一國果真非立王不可，再怎麼說，仁君總比昏君來得妥當」。而擔當王者之師角色的那爾撒斯更直接點出：「正統也好，異端也罷。即使沒有帕爾斯王家血統，施行善政，為民愛戴，也可以成為很好的國王，除此之外，誰說還需什麼樣的資格？」
《銀英傳》的皇帝萊因哈特算是納諫嗎？可能大家都會認為是，但卻不然。萊因哈特只聽他想聽的，所謂納諫，也僅限於他同意的。凡超出他的矜持的諫言，他都看不進眼、聽不進耳。因此，他會忽視奧貝斯坦的進言，為了在戰場上以艦隊打敗楊威利而不惜代價，勞民傷財大動干戈；他會為了找向同盟入侵的大義理由而無視希爾德的警告，犧牲摩頓中將，讓舊貴族擄走幼帝。他已不止一次反駁了部下的諫言，不管是出兵還是親征與否，萊因哈特都只以自己的角度出發來考量。因此，萊因哈特的所謂納諫，也只限於他本身就同意的論調，否則的話就予以忽視。由此可見，萊因哈特在田中氏的君王論中，雖然符合第一點標準，但卻過不了第二關（君王聽了後實行與否），故萊因哈特並不算是一個真能納諫的皇帝。
「國王自己一個人是無以成為國王的。因為有部下才有國王的存在啊！」這是《亞爾斯蘭戰記》中，辛德拉老國王卡里卡拉二世在病床旁對兒子的教誨。只有懂得這道理，才能了解能臣對國家及國王的重要，進而了解惜才的重要。
由此可見，「公平」、「公正」，在田中氏君王論中是非常重要的。
人無信不立。國王無信更不可能使人民信服。仁、義、禮、智，是先秦哲學家孟子提出的四善端，後來加入「信」而成為「五行」、「五法」，五者並列，無分高低，可見「信義」在儒家哲學中的重要性。《銀英傳》中，米達麥亞某次跟奧貝斯坦激辯時，便曾有過這樣的發言：「要靠謀略來立國嗎？只有靠信義才能夠立國。至少，如果沒有這種意識的話，要用什麼去向人民和士兵解釋新王朝存立的意義在哪裡。」這正好點出田中對信義的信奉。
「暴虐」，在田中氏君王論中是最十惡不赦的部份。
也許這並不只是君王要注意的事，事實上，這根本就是統治階級最不可作的事。在《銀英傳》中，門閥貴族對人民的暴虐，亦是促使舊帝國滅亡的原因。建國伊始，銀河帝國便殺害了不少共和主義者，而無辜的被牽連者更是多不勝數，其後亦以白色恐怖來統治了數百年。數百年來，帝國的民眾都忍受著皇室、門閥貴族的橫徵暴歛。在利普休達特內戰伊始，希爾格爾．瑪林道夫就預言，門閥貴族對人民的暴虐，必是最後促使貴族聯合軍敗亡，帝國舊體制滅亡的原因。「威斯塔朗特事件」中布朗胥伯克對領地人民的施暴，與及利普休達特戰役最後的平民士兵叛亂，不單引證了希爾德的說話，更是田中在作品中將其君王論中「暴政招來滅亡」這論點作一演繹的結局。
沒有一個朝代、沒有一個君王的治政期間是沒有天災、饑荒的。問題不在於天時，而在於君王的治績。《風翔萬里》中的隋煬帝，朝廷的官倉不知儲了多少米糧。在其父隋文帝的時期，國泰民安，儲糧多得可以腐壞了。但是，在隋末出現饑荒的時期，隋煬帝卻沒有開倉救人，而在叛軍四起，生產停頓時，亦沒有開倉救濟。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滅亡，跟所謂天災人禍根本沒有關係，最重要的，始終是君王的治政問題。
《亞戰》中亞爾斯蘭的父王安德拉寇拉斯，就是因為沒有看出達龍和卡蘭之間的諫言孰對孰錯，才會招致亞特羅帕提尼平原會戰的慘敗。在這以前，安德拉寇拉斯否決了那爾撒斯解放奴隸、懲治神官的進言，也否決了亞爾斯蘭謹慎行軍的進言。並非要在這裡指摘安德拉寇拉斯，而是想指出面對二擇問題時君王的責任。基於君王制是「國王一人說了算」的制度，故君王的判斷力無論對國家的政治、軍事還是經濟，都有極大的影響。即使是天底下最聰明的名君都有過錯，問題只在過錯的多少。聽取更多的進言，廣開言路之餘，君王亦要努力培養更準確的判斷力，只有這樣才能在不同的建言中找出最好的方向。
高登巴姆王朝第三十六代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登基前已經是夜夜笙歌，在繼承皇位後亦對國事漠不關心，終日沈溺於酒精與漁色，或是宴會、田獵、園藝等興趣之中。雖說高登巴姆王朝並非在其任間終結，而王朝的結束他也沒有直接的責任，但其疏於朝政卻使官員、貴族階級停滯於安逸和苟安，帝國空有大片的疆土而毫無紀律和體制可言，最後也使王朝走向末路。
除了《銀英傳》這異數外，所有田中筆下窮兵黷武的君王都沒一個有好下場。《馬法爾年代記》的雷霆大帝卡爾曼，南征北伐雖然所向披靡，但卻招來四方諸國的恐懼而聯手攻擊，一次的敗北，差點令自己和國家無力翻身。在《鐵達尼亞》中橫掃宇宙的鐵達尼亞家族，凡事都以大興干戈解決的結果，竟造就了反鐵達尼亞的誕生，其後更每每大敗，損兵折將而回，最後更弄至分裂的結果。《亞普菲爾蘭多物語》（阿菲蘭大冒險）中的德軍，對小國阿菲蘭大動干戈，結果亦要鎩羽而回。《亞戰》的魯西達尼亞、特蘭、邱爾克、密斯魯，每一個入侵者不但都要鎩羽而回，魯西達尼亞和特蘭國王更是因此而命喪異鄉，前者還幸國王骨灰能回國，王弟也能逃命回去，但後者卻連屍骸都被魔道士奪去，可說是死不瞑目了。
《風翔萬里》的隋煬帝也不惶多讓。「煬帝」這諡號的意思，就是「悖亂禮教，逆天無道，欺凌百姓的皇帝」，是歷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之一，中小學生的中史課本都已將隋煬帝的奢華揭示出來。修建運河、馳道、廣設驛站，這些偉大工程雖然對社會貢獻良多，但卻脫不了耗用人力物力、殆誤生產的事實。如果對社會有所貢獻，那耗用人力物力的作為還能原諒。但為了在東都洛陽再現江南風光，不惜投入巨額財物修建顯仁宮，從南方運來大量的稀有建築石材、檀香木，用幾百萬株名木花草裝飾庭園，這些行為對社稷有何貢獻？在長安建設廣大的離宮西苑，挖掘人工湖、人工河道，築人工島，再在島上建宮殿，為使在嚴冬草木凋謝時看起來依然花團錦簇，就用名貴的綢絹製作以萬計的假花裝點，這又對社稷蒼生有何貢獻？巡視江南，在大運河南行的巨船，內裡用黃金寶石裝飾，美女整天歌舞翩翩，外頭在河岸拉船的粗繩上千根，拉搴人上八百人。繁華的背後是財物和人力的極大浪費，每日吃剩的殘羹餘飯也足夠養活十個村民。為了徵集人力，連女子都被徵去挖泥，身子泡在過腰的水裡，很多人因此而得病身亡。這些人間苦事，有哪個奢華的皇帝曉得？即使最後因為民變而回不去北方，煬帝依然在江都夜夜笙歌。最後還不是招致累民傷財、國政日非、民不聊生，最後民變四起的結局？這些都是窮奢極侈的惡果。
《奔流》的梁武帝蕭衍，本來算是一個明君。在南北朝的分裂時代，蕭衍的治世可說是例外的和平豐饒，除了最後數年之外，建立「五十年中，江南無事」盛世的功績是不可否定的。在《奔流》和《中國武將列傳》中，田中都對蕭衍早年的政績給予不錯的評價，但對於其晚年的施政則有所抨擊。晚年因沈溺於佛教，對政治和軍事的判斷力大減，也失去對社會矛盾的對應能力。這種「溫和」正是助長社會不公正的源頭。梁武帝之弟臨川王，不擇手段地積聚錢財，直達巨億之富，在建康城內外有超過五十座的宅邸和別莊，光是銅錢就有三億枚以上。而他放高利貸或是強取他人土地的行為，更是為人所怨。天監十七年（西元五一八年），臨川王企圖暗殺兄長蕭衍。動機除了可能是想奪取帝位之外，還有臨川王愛妾的弟弟殺人、臨川王自己也與宮中的女官私通等醜聞害怕被爆發，因而便立下暗殺的計畫。弒逆皇帝本來應是死刑的，但蕭衍並未給予弟弟處罰，二個月後還敘任他為大將軍。自此以後，梁的皇族和大貴族不由想到：「連弒逆未遂都可以饒恕的話，那不管是什麼罪名，皇帝都不會追究了！」因而更加地無法和不正。的確蕭衍是個無法個區別寬容和無原則的人，而這一年也就成了蕭衍治世的轉機，也成了以後北方來襲的血之風暴的根源。
所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國王過份的猜疑心，往往化成君王對部下的壓力，部下的結局不是被肅清，要不就是被逼叛變。在田中筆下，很多君王都犯上了這種毛病，也許這是現實君王所不能避免的恐懼吧。
田中在《亞爾斯蘭戰記》中正好將這種思維作一個全面的演繹。「寶座本身並沒有任何意義。但是因為坐在上面的人的關係，這個寶座可以是一張正義之椅，也可以成為一個惡虐之位。既然是由非神的人類在掌理政事，當然就不可能做得完美，但是如果拒絕去做這種努力，在沒有人加以阻礙的情況下，這個國王就會跌落罪惡的斜坡。」田中再一次借那爾撒斯這王者之師的口，對君王的個人操守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作一闡釋。在田中筆下，魯西達尼亞國王伊諾肯迪斯的善良仁厚實在無出其右。只是，他又有沒有為國家帶來了什麼呢？再者，如果只是將善良仁厚只放諸於自己喜歡事物上，而沒有廣佈於國家的施政，這種個人的仁慈對國家又有什麼意義？帶領軍隊遠征的是吉爾卡爾，虐殺異教徒的是大主教波坦，但作為國王的伊諾肯迪斯就可以免除責任？那爾撤斯曾這樣評價他：「就因為這個好人，有上百萬個不該死的帕爾斯人卻死了。這和人格的善惡沒有什麼關係，這是行為善惡的問題。」說到最後，伊諾肯迪斯算是一個善人，但作為國王卻沒半點仁厚可言。其原因並非因為他是偽好人，而是他沒有作為國王的自覺，也沒有推己及人。
田中對於「正義」，即使不是嗤之以鼻，也絕不是對它奉若神明。極端點說，在田中氏的君王論中，對君王的正義有極大的限制，甚至還到警戒的程度。田中並非否定個人對社會不公正、罪惡厭惡的正義感，而是對「正義感」所帶來的危害提出警告。正義也許並不像太陽而像星星。天上星星無數，彼此互爭光輝。達龍的伯父巴夫利斯便常說：你們總認為只有自己才是對的。但人可是不能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一切事情的。
只是，去除了私慾的君王就一定是好國王嗎？回到文章的最初，田中的君王論中，第一要點是給予人民溫飽和生存權，若果君王達不到如此的標準，他的德行再好都只是一個善人，而不是好君王。就以魯西達尼亞王弟吉斯卡爾為例，既是魯西達尼亞的宰相，也是軍隊最高司令官，是國家的真正支配者的他，和只著眼於神明和聖職者的王兄不同，對於地上和人間的萬事萬物有著更多的關心。雖然如此，但他卻是帶領魯西達尼亞從貧窮中走向小康，然後編制四十萬遠征軍、建立補給計劃、在實戰中率領將軍們獲得勝利，征服馬爾亞姆，鯨吞帕爾斯半璧江山的人。大主教波坦雖然執著於權威和權力，可是只著眼於神權的他，私慾去到盡頭原來也只是教皇而已，對金銀財寶的物慾卻沒有什麼佔有慾。但與吉斯卡爾比較起來，誰對國家的功業更大？這也是不辯自明的道理吧？同樣地，與去除了私慾的王兄比較起來，物慾強烈的吉斯卡爾對魯西達尼亞的功勞可大得多了。當然，如果他不是過於雄心萬丈而勞師遠征的話，作為一個統治者，吉斯卡爾在田中氏君王論下是能打出很高分的。
只是吝惜真的對國家而言有大害嗎？同樣是在《亞戰》中的國王，辛德拉國王拉傑特拉的確是「臉皮厚了點、自私自利了點、斤斤計較了點、也經不起擺在眼前的誘惑」（那爾撒斯語），但說到底，他那率直的個性深受人民喜愛，治世也相當穩定，算得上是辛德拉的中興君主。拉傑特拉的個人生活不算簡約，但又有多少個君王真是過完全精簡的生活？只要不亂用國家的金錢就不能對他有什麼責難了。在國事上小器，某程度上對國家還更有利。先撇除辛德拉軍未必能戰勝假面兵團，但拉傑特拉果斷的請帕爾斯幫忙倒是對辛德拉是最有利的。「靠面子就能打勝的話是再好也不過了。只要不必勞師動眾，不管十個、二十個面子都可以奉送給對方。」正是這種厚面皮，保存了國家的穩定，也免卻了勞師動眾的損失。這種做法雖然怎麼解釋都是吝惜，但對國家來說卻不能說是壞處吧？故此，「吝惜」對國家而言不一定算是什麼大害。
「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源於孟子，君王不能令人民捱餓，也不能殘虐人民的思想，正源於這種民本思考。孟子重視民心，認為君主應善待人民，天下之得失，關鍵都在民心向背之上，這也是田中氏君王論中的核心思想。孟子要求君王恪守信義，這也是田中的君王觀之一。而《孟子》中謂：「殘賊之主，臣民皆可誅之」，提倡了人民有推翻暴政的人權思想。這種理想的君王治國思想，在田中芳樹的書中亦可看見，這更是田中氏君王論中的最核心思想。是以說田中具有很道統的儒家君王治國思維也不為過。
田中氏君王論有其重視現實性的部份。田中重視「施政的道德」多於君王的個人道德的看法，帶有很濃烈的馬基維利思想的味道。不過跟韓非、馬基維利主義比較起來，便顯示出與其說田中是功利主義，倒不如說是很單純的解決現實矛盾。田中在《亞戰》中便曾借那爾撒斯的口說過：「統治者不是宗教家；他必須在地上建立一個理想的國家，而不是嚮往在天上另闢一個新世界。殺人是大罪，但是，如果有外敵來攻，當然得作戰將之摒退；欺騙他人是一種罪，可是，有時候為了破敵是必須使一些計謀的。既然要推行政事，就無法滿足所有的人和所有的道德。」這明顯是一種只為解決現實矛盾的一時之策，並非看輕君王的道德觀。某程度上，這是馬基維利主義的一種延續。人們常說，馬基維利相信私人的道德生活和政治家的道德是兩回事。馬基維利主義主張君王雖應具備美德，但卻要懂得在必要時拋棄道德枷鎖，不惜為惡。然而，他對善惡率直認定的斷然態度卻絕不搖擺不定。統治者其實並未被賦與一種不同的道德原則；只是統治者被解釋為道德本身的守護者，而於必要時得以侵犯道德規範而已。這似乎也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屬於現實派的考量。只不過，所謂在「必要時拋棄道德枷鎖」，在田中心中的界線卻比馬基維利高得多，是以這並不能作為「田中是馬基維利主義者」的立據。
奧貝斯坦除了「發揚」了馬基維利主義，其政治觀也帶有我國先秦哲學「法家」的特質。法家學說，或說「形名之學」，或說「法術之學」，或說「帝王之學」，一言蔽之，就是「政治學」。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哲學理論大致達到有系統的階段。其學說以性惡、變法、守國、富強為基礎，有其獨特的人性觀、歷史觀、價值觀與國家觀，以至尚法、用術、任勢三者兼行，是一套完整的治國方法，其哲學比以前的任何一位法家都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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